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议设立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受聘者都是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今年恰逢国务院参事室（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成立7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馆员，听他们讲述精彩故事。
　　——编者
　　在联系采访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之前，记者没想到，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日程安排得如此之满：上研究生的课；参加教师大会；赴山西左权参加民歌节……辗转于杭州、延安、神木、北京、大理间，整个7月，他只能抽出仅有的一点空档时间来接受采访。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间堆满书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穿着白色中式布衣的田青。办公室的空调坏了，略感闷热，但田青丝毫未显出倦意，始终神采奕奕，侃侃而谈。
　　从将中国佛教音乐带出国门到上电视、做评委，再到致力于挖掘、保护原生态音乐，田青走过许多不同的路，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始终是他一生无改的追求。
　　为传统文化搭台
　　从少年时代开始，田青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格外着迷。“上中学的时候，我非常偏科，整天就拿着一本《楚辞》看。”
　　在经历了5年插队务农的生活后，1973年，田青幸运地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后，田青十分认真，但在课堂上，他遇到了难题。
　　田青在学校同时教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一门是西方音乐名作欣赏。西方音乐名作讲起来比较容易，因为有大量的音频可以放给学生听。比如讲贝多芬，田青讲上十几分钟，再给学生们听半个小时《第五交响乐》的原作，一堂课很轻松过去了。但讲中国古代音乐史就困难得多。为了备课，田青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但讲起来依然很费力。“我讲的都是古籍上怎么说，诗词里如何描写音乐，但中国古代的音乐没有音频保存下来，也没有精确的记谱法，学生们听不到，就无法形成直观感受。”
　　从此，田青开始琢磨如何能找到活着的古代音乐。他想到宗教的变化相较于时代变化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宗教音乐中会不会保存了古代音乐的特征？寺庙里的各种仪式都离不开音乐，自己可不可以在寺庙的高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乐曲？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田青研究起了佛教音乐。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没有人专门做佛教音乐研究。田青自己揣着300元，背着一个破录音机、一壶水和一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独自前往五台、峨嵋、九华、普陀、敦煌等地造访寺庙。他坚信，人迹罕至的山野里保存着音乐的珍宝。
　　同时，田青大量翻阅佛教典籍和历史文献，寻找蛛丝马迹。“我需要看的这些古籍，在那个年代，图书馆都是不外借的，只有拿着内部借阅证才能看到。我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张天津图书馆的借阅证，每天坐在图书馆的古籍部下笨工夫抄书。像《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只要和佛教音乐有关系的内容，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过。这让我在许多年后，还能一段一段地背诵出书上的内容。”后来，田青将研究成果写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这也是中国第一篇研究佛教音乐的学位论文，奠定了后续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基础。
　　随着在佛教音乐研究上的逐渐深入，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田青开始从事《中国佛乐宝典》的辑录工作。10多年间，他走访了一二百所寺庙，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收录了30个小时的录音。“参与录音的僧人，现在都基本不在人世了。这么珍贵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已经可以说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能花费几十年的心血坚持从事这样小众的研究，田青的心中是有股子信念的。他说，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斋里，而是要为传统文化尤其是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搭台。
　　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田青参加，他就利用这些机会促成中国佛教音乐到世界各地去演出。田青经常带着佛教音乐团去欧洲演出，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等。
　　田青一直十分敬佩自己的老师杨荫浏先生。“杨先生当年把瞎子阿炳的音乐录下来介绍给世界。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人会知道这样一个靠音乐讨饭吃、身如草芥的阿炳。但因为杨先生，阿炳的音乐留在了文化史上，《二泉映月》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曲目。”
　　偶然成了电视红人
　　除了研究佛教音乐，田青更为人所知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民间音乐。当说起自己与民间音乐、民歌结缘的伊始时，田青用了这样一个表述：人生的偶然性。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青歌赛”）曾对中国音乐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原本，田青的书斋生活跟这样的综艺节目没有什么关联，但在第九届青歌赛上，他为帮朋友的忙，临时成了节目评委。没想到，这给了田青一个近距离观察中国当代声乐界现状的机会。
　　比赛的复赛阶段，评委们每天要听100多个歌手轮番演唱，把可以参加决赛的歌手挑出来。连续几天的赛程下来，田青发现选手们选择的歌曲范围太窄，一二十首歌曲被翻来覆去地唱。歌手们的发声方法也明显趋同，音色高度同质化。这样的状况让田青觉得很不满意。
　　到决赛，轮到田青做点评，他就坦诚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但是我们从收音机里光靠听，就能立刻分辨这是马玉涛、那是郭兰英，绝对听第一句就知道是谁在唱。但今天听了几十个歌手，我听不出他们有什么个性，这个是大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这番“得罪人”的发言，播出后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馈。第二天，电视台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观众说，戴眼镜的那个评委讲得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一下子让田青从一位学术专家变成了一位公众人物。
　　此后，田青开始关注打开国门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精华流失的问题。
　　“我一直说，古往今来，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不对民间艺术持一种尊重的态度。”田青跟节目组提出建议，希望让非学院派、真正来自民间的歌手有机会进入比赛。到了第十届青歌赛，从藏族牧区来的牧民的女儿索朗旺姆获得业余组民族唱法一等奖。到了第十二届青歌赛，民族唱法组里单独分出了“原生态唱法”，给成千上万没有机会进音乐学院学习、但一直热爱音乐的普通人创造了机会。后来这一组别中，也涌现出了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
　　“青歌赛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但是也激发了我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命运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对传统文化的这份感情和几十年的积累变成了实践，有机会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到社会大众当中。”田青说。
　　盲人歌手让我热泪滂沱
　　在青歌赛之外，田青也始终致力于为民间歌手提供机会。
　　2002年，田青到山西左权县参加民歌花戏研讨会。在会上，他见到了羊倌石占明。那时，石占明就是村里一个平凡的牧羊人，但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高亢嘹亮。一听他唱歌，田青就惊住了。
　　彼时，正巧浙江仙居县要举办第一届南北民歌擂台赛，田青当主持。“当时参赛的选手其实都选完了，我就跟组委会说，我这儿有一个羊倌歌手，我来做担保，保证唱得好。”就这样，石占明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在上台比赛前，石占明紧张得不知道该怎么唱了。田青鼓励他说，你就还当自己是羊倌，也别害怕，底下不管坐着什么人，你就当他们都是羊。就这样，石占明很争气地在第一届南北民歌擂台赛上拿到了金奖，成了“全国十大歌王”之一。
　　同样在左权县，田青还发现了一支盲人宣传队。“我第一次听到这支盲人宣传队演唱是在一个破庙里。他们从破庙里拉出一根电线，安了一个电灯，把电灯挂在树上，下边摆着一张八仙桌。那是夏天，大家就围着这个桌，听他们唱。歌声中的真诚、沧桑甚至苍凉一下子打动了我。”尽管过去了多年，田青回忆起第一次听盲人宣传队唱歌时的场景，依然很激动。他说：“盲人看不到这个世界，他们没有和观众交流，他们是向天而歌。”
　　听过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唱后，田青还专门写了篇文章《阿炳还活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热泪滂沱”4个字，说尽了田青当时所受感动之深。
　　就在破庙里，田青当即跟盲人宣传队的成员们讲：“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北京去。”后来，田青帮盲人宣传队联系到了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那里，他们举办了到北京的第一次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县文化局给盲人宣传队成员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蓝布裤褂、黑布鞋、白袜子。盲人宣传队坐火车到北京西站后，我想让他们吃一顿好的，就找了个饭店，鸡鸭鱼肉点了一大堆。但我没想到，他们看不见，没法夹菜，怎么吃？我只好找饭店老板，给他们每人盛上半碗饭，把各种菜夹到里面，还要把鱼刺剔掉。我那时才发现，我并不了解盲人的生活之苦。”
　　带盲人宣传队到北京的舞台上演出，田青把好多音乐界的朋友都请来了。他给这些大腕儿们打电话说：“这场音乐会你必须来，我保证你们之前从没听过，听了以后会被感动。”
　　演出前，田青向观众郑重介绍了这支队伍。盲人生活不易，但他们不仅自力更生，还在太行山间，一个村一个村地为那些缺乏文艺生活的留守儿童、父老乡亲送去欢乐。“我们的舞台上，太缺少这种没有任何修饰的、完全真诚的、草根的但又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东西了。”田青说。
　　因为田青把石占明和盲人宣传队带出了大山，村里的百姓们都把田青当成了亲人，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还授予了田青“荣誉村民”的证书。
　　2013年，田青获聘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无论是总理给我的聘书，还是龙则村农民们给我的证书，都是沉甸甸的肯定，是在做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我最大的收获。”田青说。（记者 李 贞）
　　人物简介：
　　田青，1948年出生于天津。佛教音乐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执行副主任。
　　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佛教音乐的华化》、《禅与乐》等多部著作，2018年出版九卷本《田青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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