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心目中音乐具有某种神秘的魔力，随着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善”的观念，音乐的巫术功效也随之演化为音乐的教化功效，音乐能驱邪防病的原始意念变成了音乐能使人向善的道德态度。在古代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很多的论述。

　　古希腊理论家认为音乐充满了伦理价值(ethos)的取向，这在他们谈论调式(harmonia)时尤为明显。古希腊人认为不同的调式与不同的情感相联 系，不同调式的使用可以影响人的道德情感。但是应该了解，古希腊的调式概念决不仅仅是指的音阶形式，它还包括旋律结构和音乐风格。

　　古希腊调式大致可以分为 多利亚与弗里几亚两大支系，前者往往与阿波罗神联系，乐器多用基萨拉琴；后者与狄俄尼索斯联系，常用阿夫洛斯管。由于多利亚族是希腊正宗，多利亚调式总是 被置于中心，给予最高的评价，亚里士多德认为多利亚调式质朴，具有男子气，使人安静并具有力量。
　　而弗里几亚族属于东方部落(后来逐渐融入希腊)，亚里士多 德认为弗里几亚调式狂放，具有酒神精神，可以激发热情，如果改造成多利亚调式，可以使坏脾气变好；但副弗里几亚调式则容易使人陷于享乐，丧失意志，柏拉图 因此而要求城邦的公民拒绝接受这种音乐。不难看到，古希腊人对调式表现特征的看法虽然包含着某种听觉趣味的评判，但由于这类调式概念指的古代希腊不同种族 部落的旋律样式和音乐风格，因此对调式的评价并非是纯粹审美体验的，而是有其特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文化发展的鼎盛，也是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音乐社会功能问题的争论。当时器乐得到很大发展，新式的基萨拉琴增加 到12根弦，能奏出变化的各种音阶；阿夫洛斯管增加到15孔，音域大大扩展。
　　新派音乐家抛弃了传统的作曲法则，采用新式的作曲方法，大量使用半音阶和装 饰，出现了许多新奇的音响，音乐从单纯走向复杂，华丽而感觉新颖的旋律到处流行。面对这种情况，不同的意见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古希腊占主导的思想看 来，音乐是净化心灵，教化品性的重要手段，好的音乐可以使人向善，但不好的音乐也可以使人品行不端。

　　柏拉图认为，体育训练体质，而音乐训练心智，同时又指 出，体育太多人就变得愚昧，而音乐太多人就变得太柔弱，好的音乐应该庄重、简朴，应该符合规则(nomos)。“nomos”这个词在古希腊有双关意思， 既有政治上的“法律”或“规范”的意义，也指音乐上旋律布局的“法则”或“均衡”。

　　由于古希腊的音乐观中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因此有人反对音乐中的出 新，认为新派音乐不能给人以力量，只能磨损人的意志，使人颓废、消沉，对社会和教育不利。柏拉图就持这种观点，他提出，警惕不适度的音乐对人的“腐蚀”， 认为音乐的重要功能是为社会教育服务，而不是享受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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