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人类还没有产生语言时，就已经知道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情感。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统一劳动节奏的号子和相互间传递信息的唿喊，这便是最原始的音乐雏形。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观念形态以及思维方式等内容。土族，是我省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活在这里的土族儿女创造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音乐，久久回荡在高山河谷间……
七月的互助土族自治县一步一景、风光旖旎。互助丹麻镇宛如一片歌的海洋，许多身穿土族传统服饰的群众欢聚一堂，参加第十五届传统丹麻土族花儿会和第十九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丹麻分会场）。与此同时，中国土族音乐学术交流会也迎来了省内外五十多位音乐家、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土族音乐的历史、文化、发展及未来。青山绿水间，一首首充满民族风情的花儿在土乡上空萦绕……
本期“文化”特辟专版，邀约青海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苍海平和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杨正君撰文，与读者一起了解土族音乐的现状与发展，品鉴土族音乐的内涵与魅力。
土族音乐的研究过程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过程一样，始于民歌搜集，后到对音乐形态和音乐文化分别研究，再到“把目光投向人”后对二者结合研究的过程。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土族音乐研究空前繁荣，研究者群体日益多元，研究领域范围愈发广泛，所取得的成就也更加引人注目。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20世纪60年代，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第一次快速发展时期，对土族民间音乐的研究和全国其他地区民族音乐一样，主要是对民歌的搜集、整理，其中又以搜集花儿（即“少年”）为多，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是当时支边的音乐研究者和当地的一些地方文艺工作者，如：钟子林、郭炎、黄荣恩、刘毓芩等。当时收集民间音乐，主要并非以理论研究为目的，而是以专业文艺团体收集创作素材为需要，这些早期的音乐研究者所进行的大量采风工作，较全面地搜集了青海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各民族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其中自然包括了土族民歌。虽然早期搜集的土族民歌大多没有及时出版，但少量、零星的初步整理、研究却已初露端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也有少量从外地来青海、甘肃的音乐研究者加入到了对土族民歌的搜集中来，如：马忠国、卜锡文、张谷密、旭明、马正元等。但对土族民歌的搜集步伐却较之前一时期明显放慢，搜集的民歌同样没有被尽快编辑出版、公开发行，学者之间也缺乏足够的交流，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没有尽快公诸于世，专门的土族音乐研究者仍未出现。
对土族民间音乐这一领域的研究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程度还相对较浅，继续以对土族民歌的搜集、整理为主，而对其音乐形态、音乐民俗、音乐美学等研究比较薄弱，甚至尚未涉足。但为后期研究者的继续、更深入研究在资料和经验等方面做了开拓性和准备性的工作，为土族民间音乐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奠定了基石。
改革开放后，土族音乐研究随之恢复，除了对花儿及其他土族民歌进行更为全面地搜集外，也逐渐向音乐形态研究和音乐民俗、文化研究过渡。一些甘、青民间音乐的研究文献已经旁涉土族民歌，且一些土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相关内容开始散见于各类音乐文献中，但因其研究还不很深入，基本停留在对土族民歌及其音乐形态和音乐民俗等较为简单的介绍、概述层面，仍以描述性研究为主。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专门研究土族民间音乐的学者，土族音乐家马占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他在大量搜集土族各类型民歌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以介绍土族民间音乐和风情习俗为主的《土族民间音乐介绍》《土族音乐谈》《土族婚礼曲》《土族叙事长诗和儿歌》和《土族民间音乐概述》等一系列土族音乐研究专题论文。其中《土族民间音乐介绍》是专门论述土族音乐且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该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土族民间音乐，把土族民歌分为花儿（山歌）、赞歌、问答歌、叙事长诗曲、民间舞曲和婚礼歌六部分并分别作以介绍，打开了土族音乐研究的新局面；《土族婚礼曲》介绍了土族婚礼习俗和婚礼中演唱的传统婚礼歌；《土族叙事长诗和儿歌》分别介绍了土族儿歌和土族叙事长诗曲，并详细介绍了最有代表性的叙事长诗曲《拉仁布与吉门索》以及《祁家延西》等曲目；《土族民间音乐概述》一文在综合介绍土族传统婚礼曲、情歌与“少年”、叙事长诗曲和儿歌、赞歌和问答歌以及安昭舞曲的同时简单分析了各自的一些音乐形态特点。马占山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撰写了土族音乐部分的条目。20世纪90年代，马占山继续发表了《土族的风情习俗与音乐文化》和《土族音乐论》等重要的土族音乐研究文论，《土族音乐论》分游牧时期（元代前）和定居农耕时期（元末明代后）两个时期分析和介绍了土族音乐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赵维峰是另一位专注土族音乐研究的学者，先后发表了《土族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研究》《土族的民俗与民俗音乐》《试论土族婚礼歌的艺术特色》《土族音乐中的他民族文化因素》等多篇高质量的土族音乐研究文献，其中《土族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研究》除对土族民歌种类作分析介绍外，对音乐特征也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初步涉及其文化内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他重要的土族音乐研究文献还有：张谷密的《谈花儿的旋法特点及艺术规律》，该文分四节论述了回族、汉族、撒拉族和土族花儿的旋法特点；卜锡文的《“花儿”的体系与流派》一文中也有专门论述互助地区土族花儿的段落，将土族花儿归为河湟花儿，并对土族花儿的旋律、调式等音乐形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王文韬的《土族民歌的区域性特征》一文中将土族民歌分为互助与民和两大色彩区，并对两区土族民歌的音乐形态作了一些分析，提出了各自的一些特点。
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甘肃卷）》相继编辑出版，其中收录了土族各聚居地、各类型土族民歌，是迄今为止收录土族民歌种类最全、曲目最多的文献。《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也都收录了由马占山撰写的土族音乐章节。
而且，一些专业作曲者用土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的歌剧、舞剧、歌曲以及器乐曲等开始出现。如：根据土族民间叙事长诗《拉仁布与吉门索》改编的同名歌剧（原互助县文工团集体创作），《打核桃》（朱万成曲）新编歌曲、舞剧等。
对土族音乐的研究也逐步向以音乐形态和音乐民俗文化等其他相关因素结合为主，补充搜集民歌为辅过渡，研究角度也更加丰富，逐渐从单一的音乐研究向美学与音乐、民俗与音乐、宗教与音乐、民间文学与音乐等多角度的研究方向过渡，研究角度的丰富和研究对象领域的细化使对土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更加深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对土族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一些如文学、民俗、傩戏及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文献中也有大量涉及土族音乐内容，如土族民间文学家马光星的《土族文学史》中就论述了歌谣和叙事长诗等与音乐有密切关联的内容。
进入21世纪后，土族音乐的研究者群体愈发广泛，更多中青年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甚至成为了新的土族音乐研究专家，音乐人类学等更前沿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开始被学者用于土族音乐研究。苍海平《土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音乐研究》和叱培虹、马占山的《土族情歌与“少年”音乐风格比较研究》是重要的土族音乐研究文献。
祁慧民和笔者在近20年也长期关注土族音乐研究。祁慧民除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整理出版了着作《仪式·音乐与婚姻——青海互助土族传统婚礼及其音乐的调查与研究》外，还在《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等各大学术期刊发表了《土族民歌的传承与传播》《论互助土族民歌中的“风搅雪”结构》；笔者除完成了硕士论文《青海、甘肃河湟地区民族杂居地土族民歌研究》外，也在《中国音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发表了《土族民歌分类新说》《土族民歌特点及其区域性特征成因探析》《金声玉振妙笔生花——记土族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马占山》等多篇土族音乐研究论文。
李昕、郭晓莺、苏娟、商文娇等活跃于青海的中青年学者也多有土族音乐研究论着发表。吕霞的《西部少数民族民歌的审美意蕴》，郭晓莺的《土族传统婚礼歌及其音乐特点》等都是重要的土族音乐研究成果。
可喜的是，除了土族音乐形态、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外，开始有更多研究者关注土族音乐表演研究，如张连葵《土族“花儿”演唱技巧及艺术特色》就对土族民歌花儿的演唱技巧予以关注。
半个多世纪来，土族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从民歌搜集到对其音乐文化、表演、创作等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多年来，大批研究者涉猎了这一领域，付出了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土族音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诚然，民间音乐研究任重而道远，对土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仍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方面，对土族音乐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在流传区域上还是在体裁类别上都还需要更加全面；另一方面，迄今对土族民歌音乐形态和音乐民俗的研究大多呈分离状态，即便是有些结合性的研究，也还有失粗浅，缺乏对其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入。此外，土族民间音乐与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生活方式、宗教、民族特点、其他文化等方面的相关性研究也颇有必要加强，还需要加强与周边他民族音乐的比较研究，以期对土族音乐的特征及其与赖以生存的生态土壤之间的关联等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与把握。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更多新一代研究者不断加入的过程中，土族音乐研究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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