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副院长(教育)
作曲家及指挥,香港太平绅士
文化,可以是一个很广泛的用语,西方语文首见于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提及的“cultura animi”,原意是“灵魂的培养”。中文则源于《周易·贲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文化是有教化作用的,它培养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建设精神文明。如果在社会推广正面的文化可以使人们互相欣赏互相尊重,进一步达致社会和谐。假如在社会推广反面的文化,则对社会造成冲击,令应有的价值观改变,导致社会纷乱甚至灭亡。
城市文化建设要的是有鼓励性的、积极性的、具包容性的、同时关心社会及热爱国家的创意产品。这些文化产品为国民带来欢愉、安慰及鼓舞。广义来说文化可以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术、知识、习俗、表演及视觉艺术等。而音乐就是人们所熟识的其中一种文化。
音乐与城市文化建设皆无终点
普通人把音乐分成高雅音乐例如西洋古典音乐,及通俗音乐例如流行音乐,也有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仪式音乐等。而中国超过二三百种的戏曲更超越了西洋歌剧以及百老汇音乐剧在音乐上的定义。因为中国戏曲的造手、关目、念白以致舞蹈、武打、杂技等都是重要元素,而西洋歌剧较少有这些表现。
音乐触及的范围也可以很广:表演、创作、改编、教育、管理、治疗、知识产权、建筑等都有音乐的一份。甚至在应用现代行为心理学的理论下,用适当的音乐帮助营销已是市场学的一门学问。至于近年常常谈论用莫扎特的音乐去胎教,使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已能情绪稳定,智能有所增长,就更令家长们关注了。其实无论我国的孔子或古希腊的柏拉图,都强调某些音调的音乐令人振奋、某些音调的音乐令人胡思乱想、某些音调的音乐令人萎靡不振等。
那么,到底在城市文化建设的时期大众需要什么音乐?我以为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方向,但不是具体规范。艺术家要本着自己的社会良心去创作,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令灰心失望的人重获信心、令充满苦难的日子带来安慰、令黑暗的时刻见到一线曙光。这也是我创作音乐的动机,也是我作为一个音乐人,用我熟悉的技能去回馈社会。而音乐在城市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是永远没有一个终点的,因为社会不断变化,人也一代一代地更新,文化建设永远不完,音乐也写之不尽。
古典与流行有着不同的意义
高雅音乐建基于西洋古典音乐创作技巧,写出可听性高的优秀作品,一直是有其价值的。但现在要把这些成熟的创作技巧去表现中华文化内涵,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化,同时替中华民族在音乐上打造自己的经典,而不是不停借用人家的经典。在发展西洋乐器之余,也不要忘记其实这些所谓西洋乐器已全球化了,我们再不会说小提琴是意大利乐器、钢琴是奥地利乐器。同样我们也把琵琶认同为中国乐器,很少说是波斯乐器了。在乐器大融合的时代,我们则需要大力发展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风作品以及诸多民乐器作品,也要传承及保存所有传统及民间音乐,包括以方言唱出的戏曲及说唱音乐。
至于流行文化中的音乐有其当代社会意义,也是最能马上影响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生活的。流行音乐及其有关的流行文化已经发展成为很产业化的商业行为了,更有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承接,辐射到很多不同的产品。比如,我们用知名音乐人所代言人的商品可以说是无远弗届,这包括房地产、名贵饰物、时服等。但不要忘记令流行歌手受欢迎的始终是歌曲,所以流行文化要能带出正能量、令人振奋的作品。
我十分推崇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武侠电视剧和音乐,由黄沾先生、顾嘉辉先生、卢国沾先生、邓伟雄先生、黎小田先生等人写的词和曲,多是大义凛然、充满正气的。所以那年代的香港人不怕捱苦,都有奋发图强的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这当然与当时城中所流行的歌曲歌词的鼓励不无关系。卢国沾作词,黎小田作曲的《天蚕变》也是豪气干云的歌曲。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高歌下面这段肯定会再次迎难而上:“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游身边发出警告,我高视阔步……一生称英雄,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感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
除了流行歌曲的影响广泛之外,另具代表性的还有抗战歌曲,一套《黄河大合唱》道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声。其文化意义巨大而深远。再举一例:老一辈人肯定还记得《桃李劫》,这部1934年的电影主题曲《毕业歌》里这样唱道:“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是不是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要唱一唱?
一些中性的歌曲例如情歌,都是不同年龄的人可回味、回想的,反正不过度悲哀也就无伤大雅。还有一些关注现实的歌曲也一样受市民欢迎,自古如此。比如周朝的皇帝就会让乐官们去采风,只为了解最新的民情。
作曲家的社会使命感
除了这些经典的音乐创作,也千万不要忘了健康、欢乐、包含家庭教育意义的儿童歌曲。我们从小就要学懂礼貌,不管什么家庭背景都要尊重别人。要守法、爱家人、爱社会、爱国家。好的音乐熏陶能培养出聪明、成绩好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国家才有希望。
虽然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1770-1827)从来没有考虑过在何种文化建设的意义及方向下去创作,但他始终关注人类及其生活,加上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写成了永垂不朽的第九交响“欢乐颂”。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德国诗人席勒(1788-1805)的词感动了贝多芬。但为什么席勒的作品出版十几年来都无法感动其他作曲家呢?所以创作人“有诸内必形于诸外”的本事,这就关乎到作曲家的社会使命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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