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曾知道，今天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的音乐教育，它的源头在哪里？那是一百年以前，也就是192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它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任所长，着名音乐家萧友梅先生任教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传习所”提出了“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的办学原则，并设定了本科、师范科和选科三部分的教学体制。强调“中西兼顾，兼收并蓄”的方针，可以说，它开启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先河。

　　那么，大家是否知道，这个办学宗旨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是谁？他就是当今中国音乐界人所皆知的刘天华先生。“传习所”成立时的办学宗旨虽然明确，但要真正把中国乐器纳入教学体制，使它登上大雅之堂，依然难上加难。连琵琶历来被称为传统的“大雅”乐器，最初也难以列为主要课程。后经刘天华据理力争，才被勉强获准列为正式课程。但二胡仍然不被认可。1923年，“音乐传习所”创建的第二年，传习所借景山东北街北大三院礼堂先后举行两次音乐会，刘天华在音乐会上演奏了琵琶曲《汉宫秋月》《思春》《昭君怨》和《泣颜回》。虽然琵琶登上了大雅之堂，刘天华依然念念不忘他最热爱的二胡。这一年秋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音乐会上，刘天华终于有机会第一次用二胡演奏了自己的作品《病中吟》和《空山鸟语》，同时，又演奏了琵琶曲《十面埋伏》。蔡元培校长亲临音乐会，并给予极高的评价。1924年春，北大“音乐传习所”终于将刘天华的二胡也列入了“国乐”的主要课程。从此，二胡也登上了大雅之堂。这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

　　1927年，由于时局变更，北大音乐传习所面临着停办。刘天华先生为了继续推进国乐发展，努力完成未竟事业，他联合吴卓生、柯政和、魏守君等18人联名发起成立“爱美乐社”，并创办社刊《新乐潮》，旨在推动音乐社会化；后来又与柯政和、吴伯超、张友鹤等5人酝酿成立“国乐改进社”，并在《新乐潮》上刊出《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主张“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之精华，一方面容纳未来之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刘天华先生用短暂的生命实践了中西融合的音乐之路。他不仅精通琵琶、二胡等中国乐器，而且还学习小提琴、小号等西方乐器和西方作曲技术，并用于中国乐器的创作和演奏。刘天华创作的10首二胡曲、3首琵琶曲以及一部丝竹合奏曲和一套二胡练习曲，成为现代中国民族器乐的经典，为后来数十年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音乐已成为世界音乐舞台的重要角色。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刘天华先生当年提出的“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豪言壮语。北大音乐传习所提出的本科、师范和选科的音乐教育体制，也早已成为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基本模式。11所独立音乐学院、6所独立艺术学院、数百所师范大学和综合大学的音乐学院，以及数以万计的中小学音乐课堂，正在专业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和国民音乐教育各领域，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提高全民音乐文化素质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刘天华先生的重要意义。

　　为纪念“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成立101周年，第25/26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以“启乐芳华传习百年”为题，上演作曲家邹野创作的民族交响乐《聆听刘天华》。用作曲家的话来说：

　　“这是一部致敬作品，向老一辈先生们致敬、向一百多年前的风起云涌的时代致敬！”作品采用双乐队协奏曲的形式，也就是由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两支乐队组成的超大型乐队协奏曲。作曲家采用了刘天华作品的主题，通过重新组合，把西方交响乐的结构原则和中国民间音乐的构成因素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中西合璧的音乐作品。这也许正是刘天华先生的意愿，也是他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作曲家邹野在他的创作札记中深情地说：希望“在新的聆听中，我们能够更多元地走进天华先生的内心，回顾一个伟大的时代。展示一个音乐文化上的独特的北京精神！”

　　我们今天用音乐的形式纪念刘天华先生和北大音乐传习所，不仅仅是为了缅怀和致敬，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前辈为我们开创的音乐道路。在今天新时代的音乐进程中，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办学精神和刘天华先生的民族音乐抱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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