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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音乐先声，作者 | 二三三
　　在国内首档乐队网播综艺《乐队的夏天》成为热门话题之时，美国NBC将目光则转向了音乐幕后从业者——词曲作者们，推出了一档名为《Songland》的音乐选秀节目，既为未被发现的词曲作者提供机会，也能让观众了解音乐的创作过程。
　　当然，该节目依旧需要借助已经成名的歌手们来获取初始热度。节目将知名歌手、制作人和幕后词曲作者拉到同一个舞台上并进行配对，再进入录音棚录制歌曲。目前，已出现的明星嘉宾包括音乐人John Legend、黑眼豆豆成员will.i.am、乡村音乐人Kelsea Ballerini、流行组合 Jonas Brothers、说唱艺人Aloe Blacc等，覆盖多元风格。
　　与国内综艺相同，从该节目产出的歌曲会通过流媒体音乐平台发行。根据外媒报道，该节目于今年5月28日开播，到六月中旬这档节目已成为美国18-49岁人群观看节目的TOP 5。而这些歌曲也因为借了节目的声量，很多成为了大热单曲。
　　不过，在种种喜人结果的背后，该节目组也曾被爆出与参赛选手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选手放弃歌曲版权。虽然在被曝光之后，节目组立马更改了合同，但这也无法掩盖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音乐幕后工作者在行业内从来都处于弱势地位。
　　“缺失的姓名”与被忽略的奖项
　　何为音乐行业的幕后工作者？宽泛来讲，只要不出现在台前的皆可以算作“幕后从业者”，而从音乐制作的产业链来可能，则可以包括：音乐演奏者（乐手）、制作人、词曲作者、编曲人、录音师、混音师、母带工程师等。
　　虽没有歌手在台前的光鲜，幕后工作者的创作也极具艺术价值。词曲犹如音乐的骨架，奠定了基础；而编曲则像是血肉，让一首歌更加完整；录音混音则像是毛发，让一首歌更加立体和细腻。目前，在音乐制作的流程中，行业从业者的数量分布呈现倒三角形，即最上层的是歌手，其次是词曲作者、编曲、制作人、录音师、混音师、母带工程师。越往后面的工序，从业人员越少。
　　基于目前的版权认知现状，大部分时候，编曲、制作人、录音师、混音师和母带工程师的名字都无法出现在播放器显示的歌词前。除此之外，署名错误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不少从业者都对音乐先声抱怨道，因为署名问题而产生的不愉快，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尊重。
　　幕后从业者能够站在台前的时刻，或许只会在颁奖典礼上出现了。而国内几个比较重要的奖项，其实也设立了录音、混音、制作类奖项。
　　例如，每年备受关注的台湾金曲奖，除了有词曲类奖项外，还为编曲和制作人设立了奖项；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主办的CMA唱工委音乐奖，设立了“最佳编曲”、“最佳专辑制作”、“最佳录音工程”、“最佳混音工程”等奖项；豆瓣阿比鹿音乐奖也紧随其后，在第八届阿比鹿音乐奖中新增了年度唱片制作、录混奖项。
　　不过由于获奖人并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也导致了大众对于幕后类奖项的客观上的忽视。很常见的情况是，很多媒体在报道获奖情况时，为了缩减篇幅，都会将幕后类奖项省略。
　　反观国外，以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行业奖格莱美奖为例，其幕后类奖项包含了与制作人、混音师、录音师、工程师等相关的多个奖项。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第一届格莱美上，就为工程师设立了专门的奖项。身为海外最大的音乐流媒体平台，Spotify在2017年也专门为音乐幕后从业者——词曲作者、制作人、录音师、混音师等推出了名为“Secret Genius”的全球音乐计划，以表彰他们在业内的突出贡献，并配套了一系列扶持内容。
　　除去行业奖项和扶持计划，今年的6月15日，Billboard还推出了与热门词曲作者（Top Songwriters）和热门制作人（Top Producers）相关的10个音乐榜单。该榜单每周更新，综合流媒体数据、销售数据，意在帮助乐迷更好地了解自己喜欢的歌曲的幕后创作者。
　　对比之下，国内对于幕后从业者的尊重和重视程度亟需加强。他们为一首歌曲的诞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理应得到尊重和认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音乐产业越成熟，幕后从业人员则越受到重视，两者是正相关的。
　　“可望而不可及”的版税收益
　　据了解，有不少幕后从业者认为自己缺失“话语权”。一方面，是出于音乐的追求，自己无法把控歌曲的审美；另一方面则是缺失议价权。由于我国版权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唱片公司在收购词曲时，通常采用一次性付费的“买断制”。在今天，仍有大量的词曲作者无法保证自己创作的歌曲的财产权，被唱片公司一次性买断。也有部分幕后从业者以“枪手”的身份存活，以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词曲。
　　而能够与唱片公司商议词曲版权空间的，大部分还是一线词曲作者。鹿晗制作人Tune Lee表示，“在国内，由于平台分配版税时并不透明，所以即使在签约时保留分配版税的权利，也就那么回事，分不到多少钱。”另外一位一线资深从业者C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保留收取版税的权利，但是后续没有监管体制。授权给了谁、怎么分配，我都不知道，也没时间去追究。”
　　此外，即便有一些比较注重版权的词曲作者会要求保留自己的版权，仅授权给歌手和唱片公司使用，但是对于相关法律并不清楚，在签订合约时极容易发生纰漏，在后期产生纠纷。
　　而据音乐先声了解，有此顾虑的幕后从业者不在少数。由于合约签订不明确、双方信息不对等和第三方以及流媒体平台分配版税不透明，很多版税根本回流不到词曲作者手中。这也导致了词曲作者们在签约时的犹豫，要考量到底是签一次性买断还是持续收版税。
　　根据音著协发布的消息，2018年度音著协许可总收入突破3亿，达到人民币3.16亿元，比2017年增长约46.23%。如此显著的收益增长，无疑要归功于我国音乐版权市场的逐步规范。 　　一般来说，词曲的著作权共有13项权利，音著协可代理其中的四项——表演权、复制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中，在2018年占比最大的则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约人民币1.69亿元。词曲作者所拥有的著作权是音乐版权中占比极大的一部分，音著协所代理的这些词曲著作权，更是版权市场中非常重要的版块。 　　尽管著作权的盘子在变大，也有不少词曲作者表示，自己每年大概只能从音著协获得几千元左右的收入。这些费用并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主要收入来源来是依靠唱片公司所支付的授权费。
　　相比于拥有著作权的词曲创作者来说，录音版权的利益相关者则更处于劣势。目前，录音版权的所有者目前仅用有四项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实体唱片销售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录音版权所有者仅能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获取收益。这也与目前音著协的许可收入构成相符合。
　　这也反映了产业变革的新形势下，国内音乐立法层面的滞后。对比美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近10年未修订。而在6月30日由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和国际唱片业协会联合主办的关于录音制作者广播权和公开表演权的沙龙上，众多业内人士探讨的话题还停留在“赋予录音制作者广播权和公开表演权”。
　　毕竟，在电台、电视台或商业环境下播放音乐，如餐厅、酒店等，仅需要对词曲作者支付版权报酬，而不需要对录音版权所有者支付报酬。然而，目前世界上已有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赋予了录音制作者对其录音制品享有广播权和公开表演权。
　　不过，需要区别和注意的是，我国所谈论的“录音制作者”通常指代的是拥有录音版权的一方，一般是唱片公司，而非制作人、混音师、录音师等。因为在我国，录音版权归属于“出钱录制音乐”的那一方，而制作人、混音师等与唱片公司属于雇佣关系，获取的是唱片公司支付的一次性报酬。
　　其实早在多年前，海外很多艺人、唱片公司在与制作人签订合同之时就会有一次付清制作费用或者后期支付版税的两种模式。如果采取后期支付版税的方式，唱片公司就可以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用之后的版税来抵扣掉制作人的一部分费用。
　　在唱片公司亦认为自己处于劣势地位、无法利用录音版权平衡收益的当下，国内音乐制作人、混音师、录音师等获取版税收入的道路则显得更加遥遥无期。
　　而国外在立法层面的探索，或许能给为国内在音乐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提供一些参考。2018年10月，《美国音乐现代化法案》通过，该法案不仅仅对于词曲作者有利，还将制作人、录音工程师等音乐幕后工作者的版税分成写入其中，让音乐版权的收益分配跟上了时代脚步，取得了立法突破。
　　该法案针对原“版权法”第 115 条所做的更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简化了音乐版权授权流程，使得词、曲作者可以更加容易地从网络音乐的传播中获得权益；
　　1972年以前录制的音乐作品，其音乐人可以通过CLASSICS法案追溯重新获得补偿版权；
　　在“音乐制作人分配法案”中提到，当音乐作品用于网络和卫星传播时，其制作人和录音师等幕后人员可以通过版权集体管理组织Sound Exchange获得相关版税收入。
　　除此之外，为了让版权分配更加清晰准确，美国还新设立一个集体管理组织来构建公开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将尽可能全覆盖的词曲作品和录音制品权利信息，相关权利人也可对该数据库进行纠错，让使用者不必再承担作品权利信息的搜寻与核实成本。
　　当然，国内也有为幕后从业者分配版税的“先驱者”，张靓颖就曾在微博公开表示，每场演出都要为词曲作者和编曲人支付版税。这一举动，也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诸多好评。
　　音乐幕后何时迎来夏天？
　　去年，混音师赵婧在微博控诉刘佳拖欠混音费的事情就在圈内闹得沸沸扬扬，不少幕后从业者都表示自己有拿不到报酬、被拖欠款项的经历。对此，鹿晗制作新专辑的Tune Lee表示，“因为会筛选合作对象，虽然遇见过拖款的，但并未遇到过不给钱的情况。”
　　这其实也反映了幕后音乐行业的“二八原则”，即20%的头部从业者包揽了80%的优质业务，可以自己筛选合作对象，而相对比较底层的从业者透露“有活儿干就不错了。”另一方面，音乐幕后制作底层用低价相互倾轧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使得幕后从业者的生存境况更加恶劣。“几千块的编曲满大街都是。再次一点的，2000块就能给你做一首流水线上的歌曲。”
　　对于较为底层的音乐幕后从业者来说，他们的合作对象往往是小型企业、网红、驻唱歌手等。一位幕后从业者L表示，“能给正经歌手写歌的都很不错了”。被大众所熟知的，则是经常在各大综艺节目和一线歌手制作名单里出现的梁翘柏、安栋、刘洲、谭伊哲、郑楠、陈伟伦等知名制作人。
　　有从业者向音乐先声透露，“有的老师甚至一天干三场演唱会。”而底层从业人员因为客单价低，便只能从数量上弥补自己的收入。这也导致了另一个怪现象：优秀的制作人因为承接了大量歌曲制作过耗了才华和精力，底层从业者则在源源不断地制造低质量歌曲，而真正优秀的作品被两端挤压，难以产出，被大众听见。
　　众所周知，作为音乐行业内容生产的核心层，音乐幕后的地位至关重要。随着流媒体的发展和版权的规范，以及线下演出市场的火爆，音乐行业在不断地扩张，所需要的相关人才必然会越来越多。而只有幕后从业的权益得到保障，迎来属于自己的夏天，才能持续产出优质的内容，形成良性循环，这个行业才会变得更有活力、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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