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福建福清有一个大海商叫魏之琰（1617—1689），他除了经营生丝贸易外，还擅长品笛歌诗，并将明代的一些乐器和诗词乐传到了日本，在日本有“明乐始祖”之称。他的四世孙魏皓（1728—1774）将这些家传的“明乐”用乐谱形式记载下来，名为《魏氏乐谱》，共辑录二百余首乐曲，用人声配合十余件乐器演奏，既有声乐谱，也有完整的器乐谱。
　　当时，中国文化在日本很受欢迎。日本人喜欢学习明代官话，阅读儒家经典。魏皓本是一位以花鸟画见长的画家，但他30多岁到京都闯荡时，却因通晓明乐而名噪一时，追随学习者有百余人。其弟子筒井郁景周在1780年出版了《魏氏乐器图》一书，书中细致地画出了每件明代乐器，并配文详述了各乐器的形制和奏法。《魏氏乐谱》和《魏氏乐器图》的存世，使得这些乐谱和乐器得以流传至今。
　　依筒井氏所画，这些明代乐器可以分成三类，其一为吹管乐器，有笛、笙、箫、筚篥四种，其中，笛、箫、筚篥的制作主材质是竹子，它们在中国古代乐器分类法中被归入“竹”类；其二为弹拨乐器，包括琵琶、瑟、月琴等，在古代这些弹拨乐器的弦采用蚕丝制作，因此古人将它们归入“丝”类乐器；其三为打击乐器，有大鼓、小鼓、云锣、檀板（或舂牍，与檀板不同时使用）。这种乐队配置，符合人们常言的“丝竹乐”。
　　这些明代乐器，和现代惯常使用的民间乐器差异较大。以笙为例，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中所用的笙为了适应音乐厅演奏，有更大的音量需求，通常会加金属制的扩音器。除了音量的考虑外，为了和其他乐器配合得天衣无缝，往往会使用十二平均律，和钢琴的音高标准一致，因此就有更多音高的追求，民族管弦乐队中的笙除了加扩音器，还会加按键，能够吹奏出更多的音。明末魏氏乐所用的笙则没有加扩音器，仅有17管，有两管还不能吹出声音，只有15管带了簧片，体型比今日的笙更小。
　　再来看明代的弦乐器，与现代的弦乐器也有所不同。现代琵琶的形制已经发展得十分稳定，为四弦六相二十四品，“相”是靠近琵琶弦轴的凸起，所占面积较大，呈三角形排列；“品”则是“相”下面的音柱，体积较细小。现代琵琶的音域更广，弹出的音更多，面板上往往不开孔，竖着弹，演员在手指上缠着义甲演奏，技法复杂，弦也多用尼龙弦而非丝弦。明制琵琶也是四弦，但是只有四相十品，能够演奏的音域相对就窄了，体型也更小，但是面板上开了月牙形孔洞，属于低音琵琶，用玳瑁拨子横抱着弹奏，每根弦都是蚕丝所作，音色更苍劲古朴，与现代琵琶的清、脆、亮差异很大。
　　明制月琴与今日月琴也是相差甚远，魏氏家传的月琴是八角形的音箱配以15个音柱，这种月琴又叫“福建月琴”。与现今通行的月琴相比，其音箱非常薄，用以按音的音杆更长，但它发出的音色和琵琶相类，也是以低沉古朴见长。
　　为了尽力贴近魏氏乐原本的声音，重现明代器乐的音色，湖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漆明镜对这些明末流传到日本的乐器进行了整套复制。魏之琰是福建人，他带去长崎的乐器极可能是福建本地制作的乐器。福建泉州南音历史悠久，乐器制作技艺积淀深厚。“泉州南音乐器制作技艺传习所”传承人李建瑜对琵琶和月琴进行了复制。川派古琴大师曾成伟、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钟之岳和上海戴氏琴弦、泉州“御音斋”南音传承人等专业人士对音质进行了调整。
　　与这些乐器相配的诗词乐中，有近50首与明代的学宫音乐相同，即学堂教育中所唱歌诗，漆明镜在考证中认为，《魏氏乐谱》所载之乐应为明代学校所唱奏的歌诗乐。魏之琰渡日后将它用于教育子女，与其将它看作是魏氏家族的家传乐，不如将它理解为魏氏远隔重洋，在日本继续中土教育的举措。且魏之琰本人携乐器定居长崎，说明其爱乐；终生着明服，蓄长发，说明其爱国。这些因素都可能促成魏氏家族对明代教育的怀旧与重视，进而形成传统。魏氏通过这种方式对幼儿进行启蒙教育，让他们坚持学习汉语和儒家文化。
　　非常戏剧性的是，作为明代的学堂乐歌，漂洋过海的魏氏乐，在清末又被留日学生将个别曲目带回，其中《清平调》一曲，被收编进国内的学堂乐歌集中。
　　不久后，这些复原的明代乐器将在湖州师范学院与长兴县政府联合主办的“明乐长兴”音乐会中首演。届时，明代丝竹之声将穿越历史的隧道，在湖州长兴响起。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20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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