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与独立音乐相关的消息不断——首届上海国际独立音乐季顺利落下帷幕、《乐队的夏天2》开播、草莓音乐节宣布正式回归。同诸多行业一样，独立音乐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但一些音乐人也在线上尝试中找到了机遇。
　　作为中国文化创意的代表产业之一，独立音乐及其从业者的生存状况和后疫情时代发展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关注。7月28日，UNESCO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ResiliArt（坚韧艺术）项目邀请太合音乐集团国际部总经理倪兵、摩登天空国际事业部总经理张然、育音堂创办人张海生、独立唱片公司美丽音乐CEO许波和武汉Livehouse VOX创始人朱宁参加线上对话。
　　根据五位参与者的分享，疫情对中国独立音乐产业链各环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表演现场票房、场地运营受冲击最严重。此外，虽然部分独立音乐转战线上受到欢迎，但线上演出始终无法取代线下演出的感官体验，而且从长期来看，由于产业链尚不完善，线上粉丝的忠诚度和线下转换的的效果尚未可知。
　　此次线上对话的主持人，UNESCO《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2005国际公约》的专家组成员、莫纳什大学媒体、电影和新闻学院高级讲师顾鑫博士认为，独立音乐不仅是能为城市带来经济效益的一种产业，更是能塑造社会价值、为城市面貌增加独特性、丰富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因此，为其服务的公共政策不应仅限于对企业的经济支持。8月3日，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文化公共政策以及中国独立音乐的发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顾鑫进行了专访。
　　今年早些时候，四川地下电子音乐谨慎重启，独立音乐人LUCA在成都Cue Club表演。John Yingling  图
　　澎湃新闻：UNESCO的ResiliArt项目中提到了“文化让我们更坚韧并带来希望（Culture makes us resilient and gives us hope）”，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顾鑫：过去二十多年，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等词的提出造成全球文化行业严重商业化，人们越来越忽视文化对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之外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让UNESCO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国家文化机构认识到，需要重新认识文化在社会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根据一些已经成型的ResiliArt项目的反馈，无论身处何处，人们都认为文化扮演了以下几种重要角色：
　　1）在疫情期间，文化成为人与人交流的重要纽带。
　　2）当人们受到重大事件的打击，文化是重要的情感宣泄方式。
　　3）文化是很重要的社会经济门类。
　　4）文化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它代表一种话语权，是塑造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5）文化多样性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
　　由于西方的很多独立文化产业并不能完全靠自身在市场环境中生存，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因此它们与政府之间的依赖关系比较强，这与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ResiliArt希望探讨如何从公共政策角度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创意产业，帮助它们存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对美术馆、博物馆、戏剧院等传统“文化产业”，还是对20多年前才获得“创意产业”这一定义的音乐行业等，政府始终认为，对于具有高度文化价值但又无法独立在市场上生存的行业，政府有责任进行扶持。
　　在中国，虽然人们经常提“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整合概念，但政府相关部门为“文化”与“创意”产业提供服务的立场并不相同——剧院、京剧、昆曲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产业很大程度上仍然通过政府买单得到支持，很多从业人员拿的是政府工资；而创业产业可以理解为“下海经商”，从业者要在市场上寻找自己的价值与生存模式。这就导致创意产业在中国得到的政府支持较少，即便有，也大多是出于经济价值角度的考量。
　　澎湃新闻：UNESCO为什么选择关注中国的独立音乐市场，它有着怎样的代表性？
　　顾鑫：对许多国家来说，目前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是大型演出场地与公共文艺机构，因此UNESCO大部分项目都在关注芭蕾、戏剧等行业。于是我提出，是否能给更草根、小众、有地方特色的独立文化工作者发声的权利，因为他们鲜少在公共政策上被关注或有机会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个想法得到了UNESCO的支持。
　　至于为什么选择关注独立音乐，我认为，中国独立音乐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虽然以一种亚文化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社会，但具有非常广的受众。因此，未来独立音乐成功与否实际上对于中国整个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具体来说，中国独立音乐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
　　1）起步较晚，因此在做本地音乐的同时又具有一种世界性。中国独立音乐的音乐生产模式，包括艺人和一些产业链的模式，既借鉴于其他国家，又有本地化的调整。可以说，独立音乐是一种极具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特色的门类。
　　2）深受地缘性影响。中国独立音乐的发展受到日本、韩国、中国港台地区独立音乐的影响，同时也存在竞争关系。比如韩国流行音乐（K-pop）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中国独立音乐要突围的难度很高，如何去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风格和内容是很大的挑战。
　　3）完善的产业链尚未形成。在线上讨论中有嘉宾提到粉丝流动性强、忠诚度不高、现有流媒体平台与乐队内容、风格契合度不高等问题。中国独立音乐产业中乐队、场地管理以及粉丝运营方面很多知识大多通过与国际艺人合作，学习、嫁接到国内，还存在不足。行业中鲜少有可以坚持10年以上的乐队或品牌。
　　4）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目前职业音乐人占中国人口比例非常小，我在田野中了解到，大部分音乐人都有正常工作，只将音乐作为一种爱好，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音乐更接近于一种“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的状态，缺少全情投入的音乐人以及专业管理人士。此外，根据音乐数据分析公司Soundcharts统计，2017年，日本有3000多家Livehouse场地，而这一数字在中国仅为300，意味着每473万人一个场地。
　　5）独立与流行之间界定不明确。这也是独立音乐没有形成完善产业链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意识到，独立音乐虽然不会与主流音乐合并，但两者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
　　6）创意保护机制尚待探索。长久以来，在中国市场维护版权非常困难，特别是对处于底层、每年作品数量不多的音乐人来说。目前全球很多地方都在探讨，版权如何重新形成对独立音乐制作更有益的模式，让做小众音乐的人得以生存，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市场应该关注的问题。
　　澎湃新闻：线上讨论的参与者认为，独立音乐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并不是长久之计。在中国后疫情时期，独立音乐产业会发生什么变化，音乐人除了自身的经营之外，还需要哪些支持？
　　顾鑫：现在大家很纠结，怎么做才是独立音乐的成功之道？这种思路其实并不正确，因为独立音乐没有固定模式，唯一确定的是要做出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亚文化，方法可能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走向同质化。这意味着场地的开发、艺人的管理、整个产业链的完善，都要去想新的办法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以保持多元化发展的空间，这才是保持独立音乐亚文化特色的发展趋势。
　　以场地为例，国外Livehouse发展比较久，粉丝习惯去现场看表演，但在中国只有小部分观众会买票去现场，很多人不知道Livehouse，甚至以为那是酒吧、夜场，是不好的地方。那经过这次疫情，不少中国独立音乐人尝试在线上与观众交流，也把一些现场带到公交车、船只这种更符合大众生活环境的空间设置中，这些创新值得鼓励。
　　此外，同许多行业一样，疫情可能会造成独立音乐产业链的整合，规模大的企业收购一些场地空间、企业，就可能走向同质化，所以我觉得需要地方政府的力量，以维持本地独立音乐生产的特色以及相关的空间与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政府仅把独立音乐当作产业来看待，就容易产生同质化的问题，而一旦我们跳脱出产业政策的瓶颈，思考这种亚文化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其他益处，或许可以找到途径对其进行扶持。
　　比如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有像Victoria Music Development Office, Creative Victoria这样独立于政府商务部门，同时又代表整个产业发展需求的公共机构。Creative Victoria有自己的专项资金，其来源为州政府每年的税收，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支持当地艺人、乐队、小型的公司和场地。财政的独立增强了机构的话语权，进而对音乐人和产业给予更直接的帮助，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维持方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设立了为个人或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基于不能干预市场运作的原则，在过去近二十年间，西方很多国家政府已经丧失了对文化市场干预和塑造的功能。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应该在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经营上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不该袖手旁观。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扮演好市场协调者、规范者这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政府可以通过很多的策略去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并为整个产业与人们文化消费习惯的嫁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
　　在线上讨论中，几位嘉宾都提到在疫情期间享受了税收减免或者租金减免等政策。但我认为，目前将独立音乐行业整体视为一般中小企业的做法不太合适，政策并不能惠及行业中的独立音乐制作人和自由职业者。此外，对于很多场地方来说，疫情之前让他们最头疼的是外国艺人来演出，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如果政府能在保证文化安全的同时适当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会比提供资金支持更有效，同时也能促进独立音乐作为一种全球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发展。
　　澎湃新闻：有参与者提到中国市场上独立音乐供不应求的问题，您也在讨论中提出“中国独立音乐产业受疫情影响与其所处城市是否有关系”的问题。您如何理解中国独立音乐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供需之间所展现的矛盾？
　　顾鑫：独立音乐在中国长期处于供低于求的状态。疫情期间独立音乐在线上大爆发，很多之前从未在Livehouse获得名气的音乐人，突然获得了很多粉丝。张海生也在讨论中提到，疫情之前育音堂的现场表演有40%是海外艺人，目前国内的艺人不足以填补这一空缺。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市对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音乐人其实有很大的需求。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是场地的不足，另一方面独立音乐还没有找到更适合中国消费者的文化交流方式和场所。
　　音乐是城市空间重要的标签和价值塑造工具，特别是对独立音乐来说，它的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产品上。除了促进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它为城市面貌增加独特性，进而提升旅游体验，同时，它也能丰富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一些城市愿意为独立音乐买单，提供免费表演场地或者为艺人提供资助，因为独立音乐为城市提供的文化多样性并不是单从经济角度就可以度量的。
　　或许一些城市都有意像利物浦那样成为世界音乐之城，但这在实践中非常困难。政府已经习惯于将各行各业当作产业来调配和管理，因此当某一社会门类的价值远远超过一个产业的时候，如何能够创新性地去支持和开发，这是值得城市管理者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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