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叫郑小瑛。
　　
　　今年已91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能用5小时爬上年轻人都够呛的黄山。
　　
　　下基层演出长途跋涉，整个团队七天坐了2000公里大巴车，小生下了车腰酸背痛，老太太跟没事人似的。
　　
　　冬天体育馆冷得像冰窖，郑小瑛允许团员们在演出服里面加黑色厚衣物保暖，自己依然是招牌的白衬衫、黑套裙，台上一站7小时。
　　
　　一生成功抗癌三次。输着液躺在病床上时不担心生死，却担心演出能不能成功。
　　
　　实属一位硬核老太太。
　　
　　答记者问的时候也很硬核：
　　
　　养生台来采访：“您的养生秘诀是什么？”
　　
　　郑小瑛哈哈一笑：“我才不养生。”
　　
　　就这样一位硬核又直爽的老太，也有被一个问题噎住的时候，当着别人的面黑了脸。
　　
　　2010年，世界合唱比赛在绍兴举行，临近结束时有个全体大合唱的环节，邀请各团指派代表参加，以体现世界大同。担任中方艺术总监的郑小瑛却得知，这个环节没有邀请中国团，而且早有先例。
　　
　　她疑惑又不满，向组委会抗议，得到的解释让她一下噎住：“你们的人会看五线谱吗？”
　　
　　学生吴灵芬告诉她，多年来，中国的音乐基础教材以简谱为主，很多孩子确实不会看五线谱。
　　
　　这对师生痛心疾首，“太丢人了，一个全世界都会的东西，中国人却不会”。
　　
　　从那时起，郑小瑛带着团队正式开始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普及。
　　
　　她曾在采访中说：“音乐人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自己的艺术名利而努力，一种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欣赏艺术、推广艺术而努力，我选择后者。”
　　
　　她没有食言，这句话正是郑小瑛一生的最好写照。
　　
　　1
　　
　　举家搬离上海前的郑小瑛，从不知道什么是艰苦的生活。
　　
　　郑小瑛1929年出生在海归家庭里，饱读诗书。弹钢琴的时候，妈妈就在一旁跳起土风舞，窗外日光和煦。
　　
　　童年时期的郑小瑛
　　
　　直到8岁那年抗战爆发，郑小瑛全家搬迁至四川寄居破庙，天天冒着日机轰炸危险。父母忧心忡忡，而年幼的郑小瑛却称那是最快乐的童年时光。她和男孩子一样，天天在山林里撒开了疯玩。上初中了，她把妈妈给的坐黄包车上学的钱，省下买花生糖，自己跟在同学们的黄包车后面跑，遇上下雨，就脱光脚踩着烂泥跑！ 　　野蛮生长16年，郑家有女初长成。 　　17岁的郑小瑛
　　
　　父母把郑小瑛送进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主修钢琴，这所学校别名“淑女摇篮”，父母希望女儿能成为一名自主且有教养的新知识女性。
　　
　　郑小瑛和妈妈
　　
　　这里的姑娘们知书达理，也不缺敢为人先的勇气。
　　
　　1948年，郑小瑛坐着大板车投奔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工团。阴阳差错地，学钢琴的郑小瑛居然被选为指挥，这也是她走上指挥这条路的契机。
　　
　　郑小瑛谈被选为指挥的经历
　　
　　开封解放区的日子很苦。
　　
　　那时没有什么干粮，拿出一小块吃的，苍蝇立刻嗡地围拢过来。大院里只有一小角是做厕所用，厕所的墙很矮。“蹲下去没问题，但站起来就不行啦，要在底下把裤子穿好再起来。”至于洗澡，“进去一看，我们都出来了，宁肯不洗！”郑老师说，公共澡堂满是脏水和泥巴，一脚下去整个都是浑的。
　　
　　苦虽苦，这里的生活让郑小瑛收获良多。她组织民乐社，唱解放区歌曲和苏联歌曲，感受自民间的各种音乐元素；在春节、五一等节日观看由工农组成的锣鼓宣传队，小伙子们在冬日里光着膀子，打击出撼动人心的锣鼓节奏，那种精气神令她十分羡慕。
　　
　　青春时期的经历让她无比确信：音乐是人民创造的，音乐家来自普通百姓。
　　
　　2
　　
　　在文工团“打拍子”的郑小瑛，1952年底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
　　
　　1955年的一天，她突然被人事科叫到了会客厅。
　　
　　来的客人是苏联合唱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因不满中国送往苏联深造的合唱指挥的学生，独自前来看看有无别的好苗子。
　　
　　郑小瑛具有良好的音乐基础和素养，杜马舍夫眼前一亮，选中了她和另一名学员后满意而归。
　　
　　1956年7月合唱指挥班结业，郑小瑛代表全班向杜马舍夫致谢，郑小瑛是当年班里唯一的女生。
　　
　　1956年的郑小瑛与合唱指挥导师杜马舍夫
　　
　　在莫斯科，郑小瑛常年泡在音乐厅或歌剧院。她带着总谱，观摩每一场著名指挥家的排练和演出。她把指挥对音乐的处理、手势，甚至舞台调度、舞美灯光，以及即席的感想和收获，都密密麻麻地记录在节目单上，努力和悟性使她的专业水平日益提高。
　　
　　1962年，在资深指挥伊·巴因的指导下，郑小瑛又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学成毕业的郑小瑛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
　　
　　郑小瑛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不少“工作方法”，体现她的智慧与优秀。
　　
　　歌剧创作中艺术争执浪费排练时间，于是郑小瑛备好小纸条，夹在总谱中，下台后再分别提点参演者在顾全大局下做到最好的效果。
　　
　　1965年，新歌剧《阿依古丽》的排练过程中，郑小瑛又把“歌剧车间”的排练模式由苏联带往中国。
　　
　　在以往的中国歌剧排练中，由于排练流程的不科学，乐队和演员都很辛苦。
　　
　　郑小瑛想到苏联指挥歌剧《托斯卡》的经验：由指挥家先给演员“布置作业”,把音乐处理的要求告诉演员和钢琴排练的指导，把技术上的问题、表现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跟乐队去配合。指挥按自己的要求练乐队，导演在这个音乐里排戏，练完以后这两家才合乐。
　　
　　按照这一模式，郑小瑛对歌剧的排练流程进行了优化，排练效率大大提高，她将这一模式称为“歌剧车间”。
　　
　　这部剧是郑小瑛60年代末最后的作品，歌剧自此之后在中国舞台上长达十余年销声匿迹。
　　
　　3
　　
　　1978年底，郑小瑛已年近半百，可是她身上有用不完的劲。迎着改革的春风,与老同志一起重建中央歌剧院，在舞台上执棒指挥起《阿依古丽》。
　　
　　但是观众的回应不如人意。
　　
　　演出时，大厅就像菜市场，有观众趴在乐池边上问：“你们唱的什么戏啊？怎么一个劲地唱也不说话啊？”观众席里还有人大声聊天、嗑瓜子。
　　
　　郑小瑛沉默几秒，一个想法在心里扎了根：我一定要普及歌剧。
　　
　　“对牛弹琴？我不希望。我希望我的这点劳动能够换来听众的共鸣。”
　　
　　自此，只要是郑小瑛有演出，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带着写有音乐主题的纸板和小录音机在走廊进行“歌剧音乐欣赏”讲座，避开生涩的术语，用最直白的语言向观众科普歌剧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小瑛模式”。
　　
　　其实歌剧不只是在演出时不受欢迎，在舞台下也遭受着冷落。
　　
　　流行歌手唱一首歌可以挣几万元，而歌剧演员们，却只能得到几元补贴。歌剧演员不是圣人，消极怠工的现象越来越多，还有些主演去“走穴”改唱流行歌曲，乐手们也去“钻棚”给流行歌手伴奏。
　　
　　郑小瑛无力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她想，音乐家总还可以做些什么。
　　
　　于是，郑小瑛开始在各大学校开展音乐讲座。
　　
　　年轻人求知欲旺盛，在北师大开讲座时，学生把窗户都挤破了，窗台上也坐着人。
　　
　　看着孩子们求知若渴和好奇的态度，郑小瑛欣慰了几分，也希望他们有人能把歌剧传承下去。
　　
　　《后汉书》有云：阳春白雪，和者必寡。越是高端的、普通人难以接近的东西，和应它、理解它的人必定少之又少。郑小瑛独创了一句：“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我希望歌剧能够一天比一天有更多的听众，能有更多的人来理解它走进它。即使90多岁了，我也从未放弃。”
　　
　　为了推广歌剧，郑小瑛不仅用讲座的方式在高校普及，还成立了专门的乐团在各大高校演出。
　　
　　1989年，郑小瑛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等女音乐家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成员皆是志愿者，坚持不计报酬进校园演出，目的是向年青一代介绍中外经典音乐。
　　
　　1990年，快乐志愿者“爱乐女”的第一张合影
　　
　　乐团先后有200多位女艺术家加盟，从1990年起,她们利用业余时间演出了300多场，先后进入60多所大中学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人次。演出地点也由早期的学校拓展为矿厂、农村，甚至走向国际。
　　
　　1995年8月，“爱乐女”交响乐团彩排试服装
　　
　　“乐团出去演出，唯一向对方提的条件就是派车来接我们。乐团成员接到演出通知，从来不问给多少钱，而是问到哪里集合。无论寒暑，只要有演出，大家都会下了班从各自单位赶到集合地点。有一次北京下着大雪，接最后一位二胡演奏家宋飞时，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认为宋飞可能已经回家了，没有想她抱着两把二胡在雪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乐团后来得到了一些社会赞助，才在演出时发给每个人一次20元交通费和误餐补贴。”
　　
　　1995年8月30日，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场的蓝天白云下，郑小瑛与“爱乐女”交响乐团带领全场3万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代表一起高唱贝多芬的“欢乐颂”。
　　
　　不过，这支饱受崇敬的乐团，面临赞助经费等一系列问题，解散压力愈来愈大。
　　
　　1996年，郑小瑛在一场演出后，遗憾宣布这是“爱乐女”的最后一场演出。
　　
　　郑小瑛中间休息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又投入到一个新乐团的组建中。
　　
　　1997年的时候，郑小瑛接到厦门政协主席的一通电话，邀她在厦门创办一个乐团。
　　
　　换作任何一个在北京有着稳定生活的70岁老太太，估计都不会选择赴约。
　　
　　不过郑小瑛不一样，当她了解到厦门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洋文化的城市之一，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发展交响乐，立刻答应了对方。
　　
　　出发去厦门的前几天，郑小瑛按事先的日程安排，给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开音乐讲座。
　　
　　面对台下年轻人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她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贝多芬的《爱格蒙特序曲》，充满激情地说：“贝多芬在婚姻失败和耳聋、病重的情况下，曾想到过自杀，然而他挺过来了，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真正的勇士是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
　　
　　讲座结束时，她站在桌子上热情奔放地指挥同学们高唱国歌……
　　
　　90岁郑小瑛教授讲解并指挥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
　　
　　学生们不知道，她在讲贝多芬的那番话，也是在给自己鼓劲。撑到讲座结束，郑小瑛躺进了医院。
　　
　　她和老伴依偎在一起，反倒是郑小瑛安慰他说：“没什么接受不了的，人都有这么一天的，迟早都会来的，但我一定要把手头的事办完。”
　　
　　两天后，女儿郑苏从美国赶回北京。一进病房，她就紧紧地抱住母亲。郑小瑛却轻轻地拍着女儿的背，笑着安慰道：“医生说了，只要几个月，我又可以登台了……”
　　
　　病床上，郑小瑛并没有停止厦门爱乐乐团的筹建工作，她审阅报考者的材料，聆听他们寄来的录音，对学员进行初选。可南赴厦门组建爱乐乐团的许诺何时才能实现？她心急如焚。
　　
　　当医生说她出院后一个月就可能重返指挥台时，郑小瑛精神大振，立刻积极地开始术后的恢复锻炼。
　　
　　老伴搀扶着她，在医院的走廊，每天从蹭几十步、一百步，再到一千步……她咬着牙关，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
　　
　　1998年4月，郑小瑛出院。5月，她飞赴异国，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因为化疗，头发全部掉光了，郑小瑛戴上假发。音乐响起来的那一刻，心中有股熟悉的力量回来了，她激动地挥舞双手，完成这次演出。
　　
　　1998年4月，厦门爱乐乐团排练现场
　　
　　回国后，郑小瑛马不停蹄地去厦门组织招聘演奏员的面试。乐观地说：“老太太又要打起背包出发啦！”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厦门爱乐乐团正式组建成立，郑小瑛任艺术总监。
　　
　　乐团的第一个排练地点选在鼓浪屿厦门经贸干校的礼堂里。礼堂太空旷，回响太大，给排练带来很大干扰，大家只好挂起最便宜的素白布帘来吸音。当他们邀请邻居来欣赏音乐时，发觉那些白布帘太难看，于是换上一面红彤彤的国旗。
　　
　　至今，该乐团共演出1200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乐团也成为厦门的一张名片。
　　
　　2002年，郑小瑛在美国演出《土楼回响》时激情谢幕
　　
　　爱乐乐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厦门市已经培养了一批乐迷。“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还能卖出200多张票，这已经很不错了。”郑小瑛感叹交响乐推广的不易。
　　
　　4
　　
　　基础音乐教育：做音乐的摆渡人
　　
　　2010年，郑小瑛被组委会一句“你们的人会五线谱吗?”噎住后，普及推广的范围由交响乐歌剧拓展到基础音乐教育。
　　
　　郑小瑛反对不学习音乐理论基础，不从作品内容出发，不具备良好的听觉，而一味追求以外部形态去取悦观众的肤浅时尚。
　　
　　她在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国民音乐教育，进步得很慢。”
　　
　　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厦门爱乐乐团每年免费为厦门的中学生举行十场“音普工程”交响音乐会。中学生也能在郑小瑛的指导下上场指挥乐队。郑小瑛的敢想敢做和特立独行，让年轻人少了对歌剧的敬畏之心，拉近了平民百姓与阳春白雪的距离。
　　
　　2018年9月9日，89岁的她又开始了新事业，在厦门工学院艺术学院和睿思教育中心的支持下，开办“郑式”指挥法基础研修班。
　　
　　“指挥班一共20个学生，尽管需要面试筛选，但由于开班时宣传效果一般，报名才28人，可选择的范围并不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大学副教授，也有连识五线谱都困难的人。”
　　
　　她的学生范围广，有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吴灵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等大师，也有刚刚入门的小学员。
　　
　　郑小瑛的授课风格刚柔并济。听说学员一见她就紧张，她会努力缓和气氛，背过身去：“那我走咯。”最严厉的指责是“怎么可以啊”。
　　
　　她唯一一次动怒，是因为一个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练习——她可以忍受学得慢，但不喜欢学生不用功。全班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们并非怕她生气，而是担心她气坏身子。发完火，郑小瑛有点后悔，开玩笑说“不过还好，他不记仇，还来跟我说话”。
　　
　　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己的经验，郑小瑛还自己编写了《指挥法基础教材》。
　　
　　仔细看下来，郑小瑛这一生，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刻。熬过厦门最苦的那几年后，也没有给自己时间停歇。
　　
　　对于郑小瑛来说，最快乐的时候是在舞台，是在讲座过程中，是厦门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坐在面对大海的矮墙上同年轻人交谈的时刻，是每一刻燃烧着生命为理想奋斗的瞬间。
　　
　　如她自己所说的：能倒在指挥台上，这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