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先锋派音乐”的起源与流变
　　1946年，在德国达姆斯塔特举办的现代音乐暑期班云集了梅西安、布列兹、斯托克豪森、贝里奥等人，他们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勇猛进取的创新精神，开始了全新的创作探索，极力追求新的音源、新的音响、新的技法，创作全新的音乐。“先锋派音乐”的思想与创作在这里开始萌芽，然后在整个西方传播和发展。
　　“先锋派”最初是“先锋队”的意思，后来泛指在创作技术上和表现手法上采用与传统形式根本对立的艺术探索。“先锋派”泛指时间上有先后、形式上有差别甚至观点上有对立的多种艺术流派。“先锋派音乐”的诞生使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以及音乐美学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音乐的审美观念与创作技法对传统不同程度的偏离和反叛。“先锋派音乐”作为集合名词，涵盖了“点描音乐、整体序列音乐、自由十二音音乐、不确定性音乐、偶然音乐、具体音乐、电子音乐及音色音乐”等，具有“解放不协和音”“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音乐”“不确定性”“偶然性”“奇声异响”“极度刺耳”“支离破碎”“凌乱不堪”等突出特征。
　　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解放了调性和不协和音，建立了以“十二音体系”为主的作曲理论和技法，作品转向“无调性”，其代表作《华沙幸存者》和《摩西与亚伦》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思想，音乐表现力极强，被公认为20世纪的不朽杰作。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大胆提出了“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音乐”的观点，创作了无声音乐《4分33秒》惊世骇俗，轰动全球。此外，波兰作曲家潘德雷茨基的《广岛受难者的哀歌》、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奥的录音磁带音乐《面容》以及法裔美国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的打击乐《电离》等，这类作品大量运用非音乐材料来制造奇声异响和喧嚣吵闹的音响，给人以强烈的官能刺激。
　　“先锋派音乐”在中国的引入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作曲家对国外近现代作曲技法开始探索，“先锋派音乐”作曲手法在马思聪、冼星海、谭小麟、丁善德等人的部分作品中崭露头角。
　　1947年，桑桐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夜景》和钢琴独奏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对“先锋派音乐”作曲手法的追求。1982年3月，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联合举办了该系四年级学生的作品音乐会，其中瞿小松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和郭文景的《b小调弦乐四重奏》突破了古典派和浪漫派的和声观念，吸取了“先锋派音乐”的作曲技法，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音响和新奇的体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议论。1983年，谭盾作曲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获得了国际威柏室内音乐作品比赛二等奖，媒体称谭盾的这一作品代表着国内器乐创作的一种新的倾向，它反映了谭盾本人以及其他一些青年作曲者在创作上的破旧革新，以及对欧洲“先锋派音乐”的作曲技法的大胆运用。1985年4月，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以巨大的探索勇气和焕然一新的面貌，在中国音乐界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响。同年5月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邀集全国知名音乐理论工作者近20人专门就“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进行谈论，标志着“先锋派音乐”在中国的形成。谭盾、陈其钢、郭文景、瞿小松等被誉为中国“先锋派音乐”的代表人物。作曲家们巧妙地运用“先锋派音乐”的创作技法，将中国古老大地的“神秘之吟”、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声”、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以及各民族音乐中的“特色元素”熔炼而成，使人耳目一新。
　　钱仁平多年潜心研究中国新音乐，他认为，事实上，中国“先锋派音乐”曾面临长期无人喝彩甚至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如果可以站在北京音乐厅或者上海大剧院门口统计，一年难得几回的新音乐作品专场的听众，80%以上是相对固定的一群人。由此可见，“先锋派音乐”在中国的受众面过于狭窄。虽然对“先锋派音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见解，但“伯乐”们仍能够坚持用发展的眼光洞悉“先锋派音乐”的灵魂，并给予它扎根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和空间。
　　中国“先锋派音乐”的发展出路
　　面对质疑以及发展中遭遇的挫折，“先锋派音乐”创作人没有气馁，而是从民族性中寻根，吸取养料，推动其在中国的适应与发展。“先锋派音乐”创作和表演逐渐开始将中国的音乐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高扬其审美意识，形成相应的美学形态。也就是说，“先锋派音乐”在吸收国外的风格特征基础上将中华文化民族深厚的底蕴融为其创作灵感的源泉，在一些代表作中能明显感受到强烈的“寻根”意识。例如，谭盾的《离骚》《风·雅·颂》《道极》《纸乐》《水乐》《地图》《女书》《敦煌·慈悲颂》等。陈其钢的《五行》《走西口》等，郭文景的《西藏的声音》《滇西土风》《蜀道难》等，这些作品极力追求新的音源、新的音响、新的技法，探索全新的音乐概念，创作全新的音乐，给人以强烈的官能刺激。虽然缺失了音乐中应有的和谐与美感，可听性不强，但从这些作品中仍能感受到一种远离现代文化的自然和宁静、一种古老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一种民族精神的绵延。这种“寻根”是立足于世界音乐基础之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诠释和复兴，是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审美层次上横亘不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所在，也是“先锋派音乐”在中国得以持续发展下去的内生动力所在。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音乐，“时代精神”则是音乐永远的主旋律。作为舶来品的“先锋派音乐”艺术，未来要在中国扎根并获得更加茁壮的成长，需要植根于中国时代精神。在新时期，“先锋派音乐”紧跟时代的步伐，“心怀人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一系列成功的作品。例如，谭盾耗时5年，深入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采风10多次，创作出交响诗《女书》。《女书》把世界现存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文化以及中国伟大的母爱和“家国梦”传递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成功印证了“先锋派音乐”与中国本土文化以及时代精神有机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先锋派音乐”另一创作者代表郭文景，怀着对家乡故土的眷恋、对人民水乳相融的情感和对民族的热爱，历经多年创作了交响曲《蜀道难》。他将所有困难和悲伤以及深深的希望积聚在高亢而嘶哑的川江号子中，用音乐表现出了一个如川江般灿烂的中华文明，表现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忍辱负重、不畏艰难、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先锋派音乐”在当下中国已不是“反叛”“诡异”的代名词，它扎根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健康、茁壮成长，在中国文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海洋里自由遨游，跟随着新时期的步伐，不断走向成熟与繁荣。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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