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乐器陶埙
　　《乐记》开篇就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指出音乐的形成是“物动心感”，认为音乐是主观受到可观影响的结果，并突出了音乐是变现人们内心感情的载体，具有唯物论因素。《乐记》还指出音乐表达的是人的真情实感，强调音乐是人的真情流露。在《乐本篇》中对“物动心感”这一观点又做了进一步论述，指出喜怒哀乐几种心情在音乐上有不同的表现。正因为音乐这种情感化的特征，音乐可以反映民风民情。
　　中国古典乐器古琴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就是贯穿全文的重要思想“乐与政通”。《乐记》作为儒家音乐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等人的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具有教化人民的作用，因此《乐记》竭力提倡雅颂之声（雅乐），而反对郑卫之音（俗乐）。这种突出音乐教化作用的音乐观对后世影响很大。
　　中国古典乐器
　　《礼记·乐记》之后，我国出现了一部独树一帜的音乐论著，它的观点与正统儒家音乐思想背道而驰，反映了道家思想对音乐的影响。这部著作就是《声无哀乐论》，作者是三国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音乐家嵇康。嵇康是魏晋名士，政治上他不与权贵合作，常常抨击时政；思想上他受老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儒家礼教的虚伪，崇尚自然之道，思想十分叛逆。
　　古代乐谱
　　这篇《声无哀乐论》就是他的叛逆思想在音乐理论上的表现。文章约七千字，作者假设一位论敌“秦客”（儒家）和“东野主人”（作者）就“声无哀乐”的命题进行八次辩难，有针对性地批驳儒家传统乐论，进而阐述自己的音乐思想。文章开首就提出正统的儒家音乐观点，认为音乐和社会风气有着密切联系，音乐能表现人的哀乐。但嵇康却说：“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即音乐是外界的客观事物，哀乐是人内心的主观感情，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嵇康认为音乐的本体是“和”，是“大小、单复、高埤、善恶（美丑）”的总和。音乐只有美与不美，与人的哀乐无关；人的哀乐是有所感而后表露，与声音无关。
　　古代琴谱
　　但是嵇康也没有否认音乐对人的感情起着诱导的作用。他认为人的哀乐是由于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才产生的，而音乐可以使之表现出来，使人感觉兴奋或安静，精神集中或分散。嵇康还指出人心所存在的感情不同，对音乐的理解也会有差别，被音乐激发的情绪也不同。基于上述观点，嵇康认为音乐并不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驳斥了儒家将音乐与政治等同，无视音乐艺术性的观点，在当时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并由此开启了中国音乐除儒家音乐观念之外的另一股潮流。
　　古代音乐律调
　　《溪山琴况》是《乐记》、《声无哀乐论》之后的我国又一部重要的音乐美学论著。一般认为，《乐记》是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重音乐的社会作用；《声无哀乐论》是老庄道家思想的代表，注重音乐的审美特征；而作于明末清初的《溪山琴况》，则是吸收和融合了儒、道、释三家思想，是古代音乐美学的集大成之作。《溪山琴况》是一部全面系统的琴学论著，作者是著名琴家徐上瀛，他是著名的古琴流派虞山派的传人。他不仅琴艺精湛，而且善于总结前人琴学理论。 　　古代乐队
　　他在《溪山琴况》中提出了琴乐审美的二十四况，即“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这二十四个字，不仅是对古琴审美特征的概括，而且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中国音乐。而二十四况大致可分两类，前九况主要表示一种风格，后十五况则是对琴音音质音色的特定要求。二十四况中“和”最重要，《溪山琴况》开始就说琴：“其所首重者，和也。”“和”就是中和，讲节制，有分寸。这之后的“静”、“清”、“澹”等诸况都与之联系，体现了儒、道、释三家思想在音乐上的融合。
　　古代诸多音乐理论，深深影响了中国音乐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也造就了很多著名音乐家。流传至今，仍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古代名曲，例如《高山流水》、《梅花三弄》、《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春江花月夜》、《汉宫秋月》、《渔樵问答》、《广陵散》、《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等名曲。
　　古代贵族奏乐
　　明朝著名音乐家朱载堉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他早年学习天文、算数，后来在历学和数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后来由于遭遇变故，被迫离开王府，在一间土屋里独居19年，一心钻研音乐、数学和历学，并写成了集乐律、乐谱、乐经、舞谱、数学和历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巨著《乐律全书》。《乐律全书》中的《律吕精义》内外两篇，详细阐述了他所创造的新法密率也叫“十二平均律”，是一种将音乐的八度音程均分为十二个半音的中国古代律制。它在理论上解决了历代在旋宫问题上存在的矛盾，是音乐史上最早用等比级数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科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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