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明确提出文艺要贯彻“三贴近”方针，群众想歌唱自己的新生活。现在好了，音乐界的领导决定采取有力措施，号召和组织作曲家们立即行动起来，“抛开功利目的，以社会责任为重，多创作合唱歌曲，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不朽作品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合唱艺术繁荣兴盛的一天的到来。
　　然而，热心而有责任感的作曲家写出的合唱歌曲找不到合唱团演唱怎么办？作者能期待得到“伯乐”的帮助吗？这自然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正如沛东文章指出，阻碍新合唱歌曲作品出世的“困难”是多方面的，除了一些作者创作思想存在的消极因素（市场效应、功利原因）外，一个重要环节是“合唱歌曲创作出来，进入表演艺术团体时，也往往不那么通畅。”
　　为此，我这样设想：我们的音乐家协会除了担当举办赛事活动的责任外，能否利用协会自身具备的组织者的特定地位、作用以及所掌控的报刊等信息工具，开辟一个园地——搭建一座合唱歌曲作者和合唱协会合唱团自愿无偿携手合作的平台。这个平台公布需要新作品的合唱团（过去在内刊上只登过各地合唱团的团名）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作者（可以是合唱协会会员，不是会员也允许）自报自己新作品的名称、内容、形式、影印件及联系方式。作者与合唱团之间自由结合，互通有无及适当与否，这样岂不两全其美？
　　我是一名老业余合唱歌曲作者及社会活动者，我从16岁的少年时代起一直写齐唱、合唱歌曲，到今天的66岁。50年来，我不仅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创作和社会排演活动，而且，越干劲越大——成了一个“合唱迷”。有人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力量？”我说，少年时代，电影《聂耳》把我引上音乐道路。还不是追“聂海贝”（聂耳、冼星海、贝多芬）音乐之星呗！
　　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我已经创作十余部大型合唱作品《春满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山》等，电影音乐故事《香港沧桑颂》、《澳门明珠欢乐颂》（合作），大型组歌《时代旗帜——焦裕禄》（合作）、《孔繁森——藏胞心中的启明星》、《红烛颂》、《纪检监察风云录》，声乐套曲《中原摇篮曲》，豫歌音乐剧《包龙图铡陈士美》，音乐剧《和平女神的故事》，少年大合唱《我们的生活像烈火》等。还有一些最近写的合唱歌曲。
　　我这样一名很普通、很基层的老业余歌曲作者，很是幸运——大半个人生曾经得到恩师张彬教授（作曲家）、张书绅教授（声乐家）、马醒民（作家）的培养。
　　张彬在《中国山》大合唱的前言中写道：翟永义“往往词曲并作，快速多产。”“歌如其人。曾经听过他的歌曲的人，会产生一种热血沸腾，追求光明的奋进感觉，曾接触和了解他的人，亦会被他为音乐事业拼搏奋进的精神所感动，并发出由衷的感叹。”我的一些作品经过音乐前辈时乐濛先生的修改，他肯定我的《中国山》大合唱和《红烛颂》两部作品写得都不错；秋里先生在北京接见我并亲自推荐我加入中国合唱协会，把我的作品介绍给教师合唱团排演。他评价我的歌曲作品说，“有自己的理想和特点”，“有想象力，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多侧面，多风格，多特点”；贺敬之先生在北京接见我们（另外两位音乐朋友）时答应把《春满社会主义共和国》亲自转交李焕之先生过目；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在接到《春》作后立即推荐我加入该会。
　　总之，我参加过全国、省、市、区大大小小的合唱征歌、演出比赛，获得过各种大奖小奖。开封市有的部队、工厂、学校、文化宫、文化馆、医院、街道办事处、老干部活动中心、社区都曾是我辅导排练过合唱的地方。
　　最近，开封市一个全国先进社区——顺河区民心社区在八一建军节搞一个万人参加的歌唱解放军的合唱大赛。邀请我做顾问和评委，我欣然接受了。组委会要我帮他们选歌，我找了一二十首歌都是解放前后的历史歌曲，有几首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近期的适宜军歌找不到，新创作来不及了，这不很遗憾吗？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山》大合唱后记中写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亿万人民群众不仅需要表现多生活侧面、丰富多彩的艺术歌曲（包括轻音乐和健康的流行歌曲），同时，也一样需要直接反映和谐社会建设火热生活（包括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合唱（含齐唱）歌曲和交响乐作品。因为，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平静、舒适、欢乐、爱情和花前月下，也会有感奋、激动和呐喊。甚至可以说，合唱艺术和交响乐对于表现这类生活内容和抒发这种感情有任何音乐形式无可比拟的特殊作用及长处。所以，音乐生活中它们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地位。”
　　今天，徐沛东又一次发出强烈的呼吁，我作为一名老业余合唱歌曲作者，理当积极响应——努力创作出新的合唱歌曲作品，并请求作曲家给予我们业余歌曲作者以热情的扶持。
　　我相信，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大潮中诞生、成长、壮大的这支业余音乐生力军，在和具有国际音乐技术水准的作曲家队伍相结合的历史契机中共同努力奋斗，一定能够迅速改变新合唱歌曲创作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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