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源自自然对人的感召呼唤。中国人对自然由来体察入微，看万物之欣欣向荣，知天有大生之德；见四时变化，知天道
循环、荣枯有数。古人见春山夏木，怡然有喜悦之情；看秋冬凋零衰败之象，则慽然伤怀；见落红逝水，有感年华老去；团圞明
月，有感人生聚散。自然对人之感召呼唤，中国人无不情动于中；加之以人事变化，而喜怒哀乐生乎其中。“音乐”就是人的情感
的声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它发自
人的内心，也感人最深。 夏商时期
代表乐器：编钟
夏商时期的音乐渐渐转为对英雄的歌颂为主，如歌颂大禹治水的乐舞《大夏》，以及歌颂商汤伐桀的乐舞《大蠖》。夏商时期也出
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商代尚巫之风盛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由
于青铜大量使用，商代出现了以“编钟”为主的打击乐器，陶埙等远古时期的乐器也从单音孔、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已可以发出
十二个半音的音列。
两周时期
代表乐器：编钟、古琴
两周时期封建制社会逐渐发展，西周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按照“八音”乐器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
木）几乎各类乐器应有尽有。两周时期不仅总结了前朝历代的典章乐舞①，还对民歌进行采风收集，孔子所编的《诗经》以及屈原
所编的《九歌》，可见南北音乐文化的不同风格。
注释：①“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
武》。 大乐与天地同和
“乐”是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状态。天地虽有阴阳之气，相激而成雷霆、风雨、日月、四时变化，但却能互相调和而使自然万物欣
欣向荣(注74)。把不同的时序，寒暑风雨，纳入一个相同相合的自然规律中，使它们彼此和谐地相处，彼此宽容接纳，就是天地
之“乐”了。圣人知道人性禀天地之貌，也有刚柔愚直之性，和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加之以人伦世界有君臣上下长幼尊卑之别，
于以“乐”把他们纳入一相和相同的节奏之中，使他们的性情得中正和平之教，彼此以广博易良之心，和谐地相处。天地寒暑风雨
时序失调，则天灾频生；人的情绪失调，则暴慢易生；人伦社会失却和谐，则动乱易作。古圣贤以乐代替法治目的是希望能做
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使人民存异求同，彼此相亲相爱──当然这的“乐”已
是泛指一切“中正和平”、“广博易良”之教。
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得“乐”之“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无邪”，“无邪”就是得“乐”之“正”。孔子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武乐》则“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
舜帝的《韶乐》是代表一个自禅让得来的国家的音乐；武王的《武乐》则代表一个自吊民伐罪得来的国家的音乐，未尽中正和平，
所以尽美而未尽善。如果人的情绪失去中正，再结合人的欲望，人的情绪就会泛滥失控，做出种种歪乱的行为。(注80)他们的性情
将会被这些泛滥、膨胀的情绪淹没蒙蔽，以为它们就是自己的真性情，以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将无法自由地享受自己的感情生
活，也无法圆融无碍地和别人交流。反映这些情绪的音乐，就有“乱”、“慢”之音，也就是不中不正的音乐了；以这种音乐化人
民，则民情暴漫乱离。 明清时期
代表乐器：琵琶
明清时期音乐文化的影响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
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广为流传。琵琶乐曲有《十
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
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以追寻“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为主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密切吻合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可视作二
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缩影。讲座中播放了各个时期代表性的中国钢琴作品，并就这些作品的艺术特点做了简要的解读。从各个时
期的钢琴音乐作品中，可以观察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艺思潮的发展，音乐创作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选择与传承以及对中西
文化要素冲撞变容的处理，不仅是中国作曲家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体现，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中政治对文艺创作的明确要
求。 中国音乐是为生活而艺术。它和人民生活、政治教化、知识分子生活有密切关系。
(1)体现在人民生活方面
《诗经》曾经活跃在古代统治者和平民阶层。它是人民生活、民风民情的直接反映：“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
声，声成文谓之音。”它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和当朝政治的关系：“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周朝设采诗官到各地采集民歌以探民情。音乐成为了人民和统治者沟通的桥
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2)体现在政教方面
中国音乐艺术的生活化也体现在政治及其教化功用上面。“礼”、“乐”、“刑”、“政”四达不悖，始备王道，但用刑、政不足
以成王道。古代统治者重视以“乐”去培养统治者应有的性情，以“礼”去规范他们的行为，要求统治者“不可斯须去身”，以培
养他们“中正和平”、“易直子谅”之心；再对音乐进行一番整理工夫，对人民进行教化工作，以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
美教化、移风俗”，使人民和顺易使，无怨而不争，揖让而天下治。(不是说刑政不重要，而是今日为政者若重刑政而轻礼乐，以
为但凭法治政治，可以保社会安宁人民幸福，则法治政治都将成黑洞，吸噬社会力量、消耗巨大社会资源。古今中外，没有一条法
律或政令，可以强迫人民感到幸福、强迫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必待人民能够真正感到幸福安乐，彼此以礼相待，互相关怀，相亲相
爱，社会才是真正大治。今日香港地区有议政地方混乱无序，议政人员嚣张无礼，更甚者目无法纪，自身情绪混乱失调，煽动地方
暴漫频生，钻营法律揽为已用，均未得“乐”的中正和平。即使社会今日能够消化道这种负面力量，旷日持久，必伤社会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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