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的乐器和音乐，在唐代的大规模音乐交流中，都分别在异国他乡遇到了它们的知音，随即由它们的知音在当地传播开来。生活在公元八世纪前后的玄宗皇帝与杨贵妃是一对奇妙的夫妇，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至今在中国仍然是家喻户晓。玄宗皇帝与杨贵妃都是出色的音乐家，他们创作了许多乐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日本Soothe乐队的小山丰演奏津轻三味线 来源：新华社
以“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为主旨的“丝绸之路”音乐融合与创新研讨会，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主办，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中央音乐学院“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承办。七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研讨。来自中国、美国、波兰、爱尔兰、俄罗斯、日本、伊朗等国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做了精彩的学术演讲。本版编辑从众多的发言中，选取两位中国学者与一位日本学者的发言，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回应了这个命题。而日本学者的文章，则提及中国的电影以及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影响到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形象。如果以文明互鉴，这样的丝绸之路将可以通向任何一个地方。
不同的乐器，共同的乐章(摘登)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 靳飞
在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音乐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越是民族融合与国际交流程度较高的时期，越是音乐繁荣发展的时期。中国音乐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高峰是在唐代，也就是公元七世纪初至公元十世纪初。唐代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是一位非常开明开放的君主，他明确地说，以前的帝王都是以中原地区与汉民族为中心，轻视周边的少数民族与地区。唐太宗反对这种观念，他说在他心中是没有这样的差别的，他可以做到“爱之如一”。在唐太宗的倡导下，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流，成为唐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外交流空前频繁与广泛，据史料记载，亚欧大陆及非洲有近三百个国家和地区与唐朝开展经贸交流和人文交流。唐朝的首都长安，交通发达，北路可以通往蒙古、哈萨克斯坦；东路可以通往朝鲜半岛；西南路可以经过四川通往尼泊尔、印度或越南、柬埔寨。西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除了陆路交通之外，还有海路，东边至少有三条海路可以通往日本；南边则从广州渡海，可以到达东南亚、阿拉伯海，直到波斯湾。长安因此而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会，居住有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和国际友人。
唐代的大规模的经贸与人文交流，客观上带动了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音乐与乐器的大规模交流。这还要归功于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够发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以音乐伴随长途旅行，这真是一种破除旅途寂寞的很好方法。不过，这个方法现在反而是不方便使用了，带着乐器乘坐飞机，航空公司与海关都会提出种种问题；而且，在飞机上更无法演奏音乐。所以，今天的音乐交流，所受到的限制，可能比古时还要多。
现代中乐琵琶
我们仍然回到唐代。不同民族与不同国家的乐器和音乐，在唐代的大规模音乐交流中，都分别在异国他乡遇到了它们的知音，随即由它们的知音在当地传播开来。生活在公元八世纪前后的玄宗皇帝与杨贵妃是一对奇妙的夫妇，他们两人的爱情故事，至今在中国仍然是家喻户晓。玄宗皇帝与杨贵妃都是出色的音乐家，他们创作了许多乐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杨贵妃得到了一面从四川送到长安的四弦琵琶，爱不释手。她为这面琵琶增加了一根弦，变成五弦琵琶，所演奏的乐曲得到玄宗皇帝的喜爱。当时的贵妇们纷纷学习演奏杨贵妃改造过的五弦琵琶，使得琵琶音乐风行长安。琵琶从此成为中国音乐中的重要乐器。
可惜杨贵妃创造的五弦琵琶，后来在中国失传了。然而，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里，却意外地完好保存下一面杨贵妃发明的唐代五弦琵琶，制作非常精美，成为了那个令人怀念的繁荣的国际音乐交流时代的宝贵纪念。
日本琵琶 基本保持唐制
音乐与乐器在国际交流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杨贵妃这样的加工改造的情况。大家往往最初为音乐与乐器的异国风情所吸引，继而就要尝试着用这种音乐与乐器，传达自己的感情。音乐与乐器的交流也因此而充满着变化与创造，其结果更是不可思议的。譬如中亚的一弦琴，经过河西走廊传到中国，变成两弦琴；到了中原地区又增加一根，成为三弦琴。再从中国传到日本，用猫皮代替蛇皮，成为日本现今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日本三味线。如今听到三味线的音乐，我们立刻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日本风情，但是又有谁能想到，这原本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到日本的一种外来乐器呢？
大规模的国际经贸与人文交流，带来大规模的国际音乐交流。反过来说，大规模的音乐交流，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跨越语言障碍，达到感情的沟通。尽管大家所使用的乐器不同，可是，一旦化为音乐，便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乐章，引发起我们的共鸣。这种感觉，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述出来的；最好的说明方法，还是应该化作音乐来描述。
（原标题：丝路上的音乐交响）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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