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校外培训机构整治的消息传出，引起资本市场震荡。教育部是否会出台一些最新的措施？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教育部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列入重点工作任务，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力度。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今年1月底，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召开2021年教育督导视频部署会。目前，多个省教育厅已明确表示，将“双减”（即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专项督导作为今年教育督导的头号工程紧盯不放。

　　下一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重点将是哪些？亦可从3月31日国新办发布会看出端倪。吕玉刚介绍，对校外培训机构，将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强化培训内容监管，创新收费管理方式，规范培训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

　　维护义务教育良好生态需要校内课外、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努力，这也涉及到随迁子女上学难，县域高中建设，招生秩序规范等问题。

　　地方“双减”渐次展开

　　自从2018年8月开始新一轮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以来，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问题。

　　吕玉刚在3月31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主要表现在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纲超标的培训行为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培训项目收费居高，有的培训机构退费难、卷款跑路的问题还时有发生。

　　“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精力负担，对此社会反响非常强烈，广泛呼吁要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他说。

　　在线教育近年来站上“风口”，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又给校外培训行业带来新的问题。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今年1月接受中央纪委监察委网站专访时介绍，当前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普遍通过融资进行资本运营，但过于逐利，一些线上培训机构为了获取客源，不把钱用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刀刃上，在各大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营造所有孩子都需要参加培训的氛围，加重家长的焦虑。还有一些线上培训机构为了占领行业主导权，恶意降低收费以赔钱的模式运营，挤垮中小机构造成行业发展不平衡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经营风险。

　　“双减”可谓特殊时期开展的特殊治理。尽管未见中央和地方具体工作部署，但从官方信息中可以捕捉到其重要性。

　　比如，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021年教育督导视频部署会要求，将落实“双减”工作情况及实际成效列为2021年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重要内容。

　　而在多地发布的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要点中，“双减”被列为“上级教育督导部门安排的督评任务”。宁夏自治区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要点提出，将“双减”纳入对市县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重要内容。

　　从严审批培训机构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校外培训行业已经演变为线上、线下两种业态，相应的监管手段也有区别。

　　从监管角度而言，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最大的不同在于审批环节，设立线下校外培训机构需要先向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办学许可证，而设立在线教育公司则不需审批办学许可证，只需向省级主管部门备案即可。

　　吕玉刚在3月30日发布会上介绍，将从严审批培训机构。这在以前曾被纳入监管视野。

　　2019年3月发布的《四川依法治省年度报告. No.5》（下称“报告”）曾披露一份四川省教育厅研究校外培训机构整治工作课题组撰写的报告，该报告介绍未来监管举措时提到，制定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总量布局规划，在各地有证有照校外培训机构规模基础上，按10%的比例上浮，明确各地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总量。

　　该报告还提出，暂停新批城区（设区的城市）开办资金（或注册资本）少于100万元、县（市）开办资金（或注册资本）少于30万元的小型培训机构。新批校外培训机构必须坚持“退二进一”的原则，即被吊销2家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方可新批1家校外培训机构。

　　但四川省教育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考虑到各方面影响，该举措此后并未落地。

　　抬高校外培训机构市场准入门槛能收获怎样的监管效能？目前在学界存在争议。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提高培训机构准入门槛的供给侧治理，很可能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合规的校外培训机构经营成本增加，推高培训价格；二是相当数量的机构转到地下经营，游离在监管之外。

　　他认为，从市场角度看，恰恰是降低准入门槛，才能把所有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并促进市场充分竞争。这需要转变过度依赖前置审批监管的思路，切实建立教育备案审查制，对培训机构进行过程性监管。

　　创新监管手段

　　吕玉刚在3月31日发布会上提到，将强化培训内容监管。

　　一些地方的“双减”工作中，校外辅导机构超纲教学、超前教学等行为，将会被重点“关注”。

　　北京市教委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超纲教学、超前教学的监管是一项难点，首先在于缺少教育教学专家对培训机构教学内容是否超纲、提前进行鉴别；其次是缺少相应的执法手段，目前主要依赖于抽查、暗访，及要求培训机构备案教学资料等方式进行。

　　对此，从国家到地方的“双减”部署了一条重要手段：设立专门举报平台。由家长、学生举报违规线索，可以实现精准治理。各地“双减”工作还要求，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各地举报和查处情况。

　　在培训内容方面，甘肃省高台县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要点中，“双减”工作将重点整治校外培训机构错误言论、师德失范等不良行为。

　　吕玉刚在3月31日发布会上还提到，将创新收费管理方式。

　　2020年底以来，国内多地陆续出台校外培训机构预付费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培训机构把学费存入托管账户。

　　据报道，浙江温州已经开始试点，银行推出“教培监管业务”，即培训机构在银行开立专门的账户，培训对象缴纳的学费放在这个专门的账户里，银行对这笔费用进行监管，根据协议规定分批支付给教培机构。

　　在线教育监管特殊性

　　在3月30日举行的首届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发展峰会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介绍，对于在线教育，政府政策基调已从“大力发展”转向“有序发展”，而且明确其根本属性为教育。

　　国家发改委等十三部门2020年7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国家发改委等二十八部门今年3月发布的《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则提出，有序发展在线教育。

　　刘林指出，政策逻辑出发点首先是惠民生、促公平，与基础教育高度关联的校外培训将重新定位于以公益为主，行业发展不能用市场规律取代教育规律，机构经营不能以互联网思维覆盖教育思维。制度环境变化将深度影响行业发展。

　　他还指出，随着“双减”相关政策文件逐步出台，K12培训相关教育机构、培训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重大影响，生存成长空间会被压缩，集中于K12的大量投资将不得不转向互联网教育其他赛道，从而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重组。

　　在线教育内容监管存在几处特殊性。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今年1月接受中央纪委监察委网站专访时介绍，培训机构主要采用的是自编材料，许多英语培训机构使用境外教材。此外，一对一的课程监管难度更大，特别是部分英语类线上机构，外籍教师身处国外，还没有对在线国际用工监管的政策，教育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的手段。

　　一名在线教育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境外教材被越来越多用于低龄儿童的在线启蒙教育产品，这些产品主要面向3-6岁儿童，甚至规避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因为这份意见规范的对象是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线上培训机构。

　　此外，在线教育与青少年视力及身心健康更加相关。上海市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会议就将“双减”工作、学生近视和体质健康一并纳入聚焦的教育热点难点。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今年2月就指出，当前，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已在我国广泛使用，电子产品常见于课堂教学、课下作业以及游戏娱乐中，儿童青少年的用眼负担大幅加重。很多家长对近视认识不足，缺少正确的引导和督促。学生的课内外学习负担不断加重，用眼过度。

　　他强调，要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家长应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

　　上述在线教育业内人士称，目前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启蒙AI课产品，单次课在15分钟左右，但此外还会有辅导老师讲解等安排，一对一产品单课时在半小时左右，小班直播课的时间更长。“对于学龄前儿童的视力影响，也会进入在线教育监管的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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