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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更新治理如何利用好多元艺术力量

2024-02-04

(新闻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1月下  作者:耿虹)

摘要:以文化艺术为抓手推进社区更新和治理,成为当下城市存量化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破题思路。从后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艺术家群体介入社区更新实践的经验来看,“政府主导模式”“独立非经营性主体主导模式”与“艺术家群体主导模式”是三种主要的社区更新治理模式。结合我国当前发展实际和科技文化与城市社会风尚,有序引导多元艺术力量和公共艺术行为进入社区更新活动,是一种可以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目标的社区更新激活方式。

关键词:城市社区更新治理多元艺术力量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D669.3【文献标识码】A

当前城市更新中社区更新治理的路径与模式选择难题

文化激活与创新表达——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区更新与治理的必然选择

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社区更新中非物质空间的重构与激活获得更多关注,以低影响和微治理推动城市内涵式创新发展,也成为更具实用意义和可持续价值的实践理念。近年来,我国的社区更新实践在历史传承、魅力塑造、公众参与和社会治理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索,虽然不同社区有着差异化的更新视角与策略,但任何系统、有机、渐进式的可持续更新方式,都是扎根于社区各种属性特征和禀赋特色基础之上的,而社区文化作为更新治理中的重要触媒,是维持地方社区改造的内生动力来源。

根据社区文化在城市更新过程与机制中的作用,可以将文化社区理解为承载社会组织与行为、历史故事与精神、建筑与街区风貌、相关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特定区域。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社区作为城市社区中的重要类型,通常被控制在较小尺度范围,易于准确把握社区问题与发展定位,有效施策并聚焦特色,提升社区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从而能够在城市更新中起到提纲挈领与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表达特色化的社区文化已成为我国城市更新实践中的重要激活方式。以2022年上海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首批展出55个城市更新案例作为参考,其中70%的项目为老旧生活区改造,无一例外重点涉及社区文化的展示,并将此作为吸引投资、塑造社区特定个性与场景的提升方式。

政府主导模式对大量非典型文化社区的更新与治理难以普遍持续推广

在文化社区的规划实践过程中,相对成功的老旧社区更新范例基本位于具有典型历史文化意义和完整风貌的成熟地段,由于这部分区域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以及人们对其产生认同感,形成了根植于社区内部的精神共识。政府的投入与关注往往能够取得快速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成效。以武汉市为例,入选自然资源部2021年“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优秀案例”的汉口三阳设计之都旧城区改造项目,以及入选2022年“URBR城市更新优秀案例”的汉阳铁厂工业遗址、红钢城第三小学旧址、夏斗寅汉口公馆等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城市更新项目,都位于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汉口历史风貌区和老城核心区域。尽管在典型文化社区的更新治理方面我国已经取得积极有效的成绩,然而随着老旧社区存量更新进入“深水区”,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大量非典型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一方面,这些社区分布广、数量多,同质化问题普遍;另一方面,薄弱或边缘化的文化基础,和时过境迁的文化流失与遗忘(包括文化承载主体人群的老化与迁出),也使得这部分社区难以形成自发可持续的文化吸引力,引发项目后期的运营困难。因此,面对这类社区不仅要关注由政府发起的短时态物质层面的基础改造,更要培育长时态稳定性高的多元主体类型,融入亲切富有个性化的情感内涵。

艺术家与艺术力量在社区延续性更新中的作用与地位

文化与艺术的天然联系,使依靠公共艺术推进文化社区更新治理成为可行方式

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紧缩的土地财政政策推动了社区更新向更加灵活与针对性的方向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更倾向于用最低的成本实现各主体共同的长远利益。关注社区群体的人性化方面,如独特的身份、行为爱好和参与度已经成为联结文化与社区更新的纽带。依托政府的基础治理成果,激发社区群体的表达欲望与创作热情,在公共空间中创造出形象且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场景与服务产品,进而吸引高品质的消费群体,是当代区别于历史街区传统更新的另一种社区文化激活路径。在当前经济形势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约束下,动员具有艺术追求的社区年轻群体以专业化的手段、大众化的传播渠道、新颖的表现形式拓展公共艺术范畴已成为文化社区中低成本、可持续的更新工具。此举在发达国家的文化社区实践中被广泛涉及,已成为将人口和资本带回人口流失和居住环境恶化的城市中心,增加社区就业岗位与居民收入的重要方式。因此,寻求能够与城市政府、社区组织、物业持有人紧密合作的艺术家群体,并为其提供创作实践的优质土壤,增强艺术传播的表达力量,是社会各界所要面对的共同责任。

多元艺术群体是文化社区持续更新与活化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来源

艺术家作为城市与社区文化的发掘者(整理者)、转化者(传播者)、体验者(生活者)和经营者(延续者),其群体嵌入文化社区的过程中必然需要社区社会对艺术家身份、作用与价值的支持与认同。而在城市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公共艺术的行为主体也已不再局限于从事传统艺术行业的职业艺术家,更多从事自由艺术、社会活动组织的准专业、跨专业甚至是非专业青年活跃群体应当被关注。

在文化社区的更新对象上,艺术家作为创造和传播社区文化的行动主体,不仅需要日常起居与开展工作的内部实体空间,更需要拓展思维、协作交流、带动人气虚拟空间。因此,公共艺术空间不仅要包括城市实体层面的外部空间,还应当向新艺术创造的社会传媒空间进行扩展,聚焦于艺术家动态化与规范化引导已经成为后治理阶段文化社区的延续性更新的重要工作。

对艺术家而言,其开展文化活动所需的实体空间容易受到租金上涨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因此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分区规划、补贴计划和提供基础设施来干预市场,保护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文化参与者,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在与市场主体的联合下抛弃社区空间的固有权属,向艺术家与社会企业开放,通过与业主、艺术家的协商,营造具有艺术氛围供年轻艺术家群体使用的活动载体。

在网络与新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下,政府的直接行政管理和资金支持十分有限,在艺术家深度自由创作赋予社区空间独特的形象主题的过程中,企业的专业化管理和社会组织间的互相监督尤为重要。在网络平台复杂性技术的要求下,引入熟悉艺术生产与社会传播的管理主体已经成为激活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前提,通过在相互协商中达成安全性的经营模式和规范性的工作条例,以保证社区文化产品的整体品质和价值。既要激发积极承担创意设计的工作热情,满足艺术家群体在社区更新中的获得感,也要通过政府、管理组织和技术部门的协同力量约束艺术创作的价值尺度,在充分的合作与沟通前提下进行创作。

发达国家艺术力量介入文化社区更新与治理的实践经验

小规模文化社区植入是发达国家城市更新的流行选择

我国的基层社区更新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引入了多元社会主体进行协同更新,但关于一般性“文化社区”实践范式与经验总结尚缺乏系统的研究,相关成熟案例在普遍实践指导方面也大多缺乏法律与规范支撑,在涉及到政府和公共机构对艺术家群体长期管理与约束时,也容易出现用力过勐和资源浪费等情况。关于这一点,发达国家的先发实践探索,也为提炼本土化文化社区的更新策略提供了宝贵经验。

由于发达国家较早地步入后工业时代,在应对社区人口流失和产业空心化方面研究较多。其中的一个突出论点是,自然有机的文化区比由政府发起的示范文化区更具有活力,也更有利于当地社区长远的发展。伴随着金融危机以来房地产市场低迷,发达国家在施行大型城市文化战略的同时,小规模的文化社区植入与激活政策作为一种新的选择,越来越受地方政府和投资方的欢迎。社区开始为艺术家和文化活动选址,资助他们在特定的问题地区工作和生活,或邀请他们参加城市更新有关的文化节,甚至任命艺术家为社区建设者,利用他们的专业视角与技艺才能参与社区活动、教育民众,改善街道人文环境,标榜社区健康形象。还有一些政府为艺术家提供历史建筑空间或空置办公室作为他们的工作室,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有效工作吸引游客前往甚至共同参与。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城市政府倾向于将这些小规模的艺术家主导型社区规划视为激活社区的重要改造工具。

尽管政府支持在社区更新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情况下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能在社区更新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艺术家与城市中的其他创新空间一样,许多培育艺术家的尝试都往往无法产生实际效益,最终被市场和游客为导向的房地产再开发所取代,进而沦为短期的艺术家驻留项目,同时引发文化社区“绅士化”、过度商业化和特征丧失的风险。因此,基于时代科技与城市风尚,满足社区生存发展需要的艺术与服务功能嫁接、与生活方式嫁接、与文化主题嫁接的艺术化植入方式及其生命延续方法是值得深化探索的。

不同的更新模式决定了艺术力量介入与社区持续发展的关系和成效

政府主导模式——英国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园的更新。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地处谢菲尔德市政治与商业中心的东南方,占地约30公顷。工业发展鼎盛时期,谢菲尔德素有“钢铁城市”的美誉,二战后,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城市钢铁行业逐渐衰落。70年代末期,一批先锋乐队将废弃厂房改作创作基地,为城市文化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1986年以来,为了满足当地音乐制作需求,市政府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建筑保护利用资金主要来源于由政府提供的公共资金支持。1998年,市政府在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制定了该区域的发展实施规划,由当地议会设立的非盈利机构参与到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的开发管理工作中。1998年后,为了进一步发展音乐产业,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建成了国家流行音乐中心和大都市现场表演艺术中心,通过信托机构打造音乐产业项目的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力。2001年,随着建筑遗产维护的资金短缺,当地计划与经济发展部组织又开展了新一轮行动咨询计划,进一步展开建筑保护修缮管理工作。然而,尽管谢菲尔德出台了诸如《城市整体发展规划》《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行动计划》《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保护区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但目前来看,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区内聚集的300余家文化组织及小型企业中,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音乐或电影产业多已夭折,许多公司仍在依赖政府补贴。

独立非经营性主体的主导模式——美国费城社区发展公司的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消除贫困特别条款”背景下,社区发展公司应运而生,1966年联邦政府颁布的《经济机会法》修正案,此后,社区发展公司在全美进行推广,旨在通过积极分子领导社区发展公司,将公共与私人资金注入到发展较为困难的社区中,以解决社区中最为迫切的问题。费城是美国社区发展公司更新运营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当下费城共有61家公司,基本位于城市中心。该公司由社区成员或当地的公共团体建立和管理,并规定董事会三分之一成员必须由当地居民组成,以此来保障居民的基本利益。社区发展公司运营采用积极的公私合作模式,由社区开发资金援助机构资助,并通过联邦政府资源吸引社会资本,在低收入社区进行投资。作为社区更新的主要推手,社区发展公司承担着规划编制、开发运营、活动组织等要职,通过组织一系列的专业机构引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进程。

以费城华埠社区为例,2019年,该社区公共空间提升项目被费城社区发展公司立项。社区发展公司通过与艺术家合作,利用地面彩绘的创意方式加强社区的文化认同,在设计的过程中,该发展公司与艺术家还一起举办工作坊以了解孩童的实际需要,帮助设计师创造他们专属的游戏场地。2021年,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费城社区发展公司联合艺术家、市民举办了一系列如“壁画日”“建造日”等趣味性及实践性兼备的活动,邀请他们一同绘制地面图案并安装广场座椅。活动大约邀请到了上百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增进了邻里的互动,加强了社区的归属感。

艺术家群体主导模式——韩国釜山TOTATOGA艺术社区。TOTATOGA是在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老城区植入的文化社区名称。20世纪80年代末,该社区是釜山市最繁华的商业区,曾是市政府、金融机构和主要市场的所在地。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中心发生转移,该地区的商业和人口开始减少。因此,该社区发起了艺术家驻留计划,通过为精心挑选的艺术家提供工作空间,来活跃该地区文化活动参与度。2009年,釜山市政府通过利用社区内的运营机构的空置办公室,为特定艺术家免费提供为期三年的工作空间,但艺术家需要每年举办两次展览,出版书籍,并参与年度艺术节和组织艺术教育课程。

TOTATOGA艺术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实施和运作方式,在项目运作过程中艺术家群体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说服老城区的建筑业主以低于市场价15%的价格出租空置空间,并选取目标坚定、行动积极的艺术家作为团体领导者。这些民间领导精英不仅是艺术家群体分配资金的调解人,还是确保与政府管理机构交流调节的重要角色。从项目启动阶段开始,釜山市政府就一直保持着不干预的态度,与釜山所重视的大型电影节推广活动相比,TOTATOGA社区投入资金不多,起初的社会关注度也不高。但在釜山文化财团和釜山文化艺术教育联合会的共同协作下,该社区重新焕发了活力,并获得韩国“城市复兴典范”奖。现在该社区已经从最初的11座建筑中的35个艺术场所,扩展到22座建筑中的74个艺术场所,足以容纳350名艺术家同时创作作品。尽管该社区的物质面貌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该项目却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文化影响。

文化社区更新治理模式的反思与延伸思考

文化社区更新模式选择决定了可依靠的力量与持续效果

艺术家群体在社区更新过程中的地位、角色以及与相关团体的相互关系,反映了文化社区更新的不同模式。在英国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园项目中,市政府积极推动该项目,并利用大量的资金和影响力控制整个庞大且复杂的实施过程。但在政府策划、控制与重重约束下,被选中的艺术家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网络释放他们的创造才能。因此,该项目成为政府主导模式的典型失败案例。在美国费城社区发展公司的实践案例中,市政府试图寻找能够协调市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群体,以调节多元化的行为主体。社区发展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非经营性主体,是市场、政府与艺术家之间的有效转化层,为社区更新的推进过程提供了强大的韧性,也为文化社区的更新治理提供了效力持续的润滑剂。在韩国釜山TOTATOGA项目中,由于当地文化艺术家群体主要承担社区更新任务,其与委托管理机构、地方财团和当地市民进行了紧密的联络,政府则是在幕后以“赞助者”的方式提供资金协调和有限的政策支持,这种方式则更多依赖艺术家群体的自发组织与艺术项目的亲民化、协作化与规模化程度。

在政府主导的文化社区项目中,文化往往被标识并转化为新的经济发展来源。在这种模式下,市政府在与艺术家、当地市民建立合作关系之前,会寻求快速且具有展示价值的空间改造成果。在英国谢菲尔德文化产业园的更新中,由于该地区在媒体的广泛关注下被认为是国家级复兴项目的典型项目,高影响力和高投入让政府成为社区治理的绝对主体,艺术家和文化机构被分散和边缘化,然而这种状态并非可持续的理想策略。相对而言,釜山TOTATOGA艺术社区只是大型国家战略中的一小部分附带投资,是当地社区实践的一个意外成果。而美国费城社区发展公司的实践则展示了文化社区只有在艺术工作者、创作者、传播者的积极参与密切协作下,通过不断协调与润滑,才能持续推进社区发展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发达国家文化社区更新经验教训对我们当下工作的警示与启发

我们应当认识到发达国家文化社区更新中的特定条件和相应问题。首先是更新治理的成效具有一定偶发性,严重依赖地方组织和市场企业极易造成制度性缺陷下的信仰底线破坏,导致社区改造面临过度商业化或文化创意产业过度精英化的困境,这使得社区更新并没有发挥为普通大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功能,而是沦为为社会精英阶层服务的工具。因此,我们要谨慎考虑发达国家更新案例的借鉴形式。

另一方面,当城市公共艺术摆脱了纯粹的实体空间,不断向虚拟空间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网络新技术引领的社区更新必然会引发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的转型。目前,我国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传播平台建设、数字化治理手段已经位于世界领先水平,社区围绕网红与自媒体运营传播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因此相对于以改造空间尺度、景观结构来表达公共艺术的传统形式,我国的社区更新应重点关注当代社区艺术群体对实体与虚拟场景的共同营造。以成都春熙路地段为例,大量非专业的网红通过走秀、摆拍等行为艺术,引发了短视频、直播和摄影团队竞相参与。这种线下+线上展现社区市民时尚文化和个性情怀的传播方式,对激活社区隐性的内涵价值具有重要促进与催化作用。

现代科技时尚对艺术力量的多元激活,有利于多手段塑造文化社区的个性化场景

在城市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前提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网络媒体呈现出高密度和高输出特点,以抖音、快手、B站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已经成为社区非专业艺术群体传播生活化、大众化艺术产品的重要手段。面对现代社区文化传播方式的快速更迭,社区延续性更新应当为快餐化、流动化、快销化的艺术载体提供相应的节点营造,通过网络宣传构建代表社区独特内涵的特色IP,形成核心艺术家团队与活跃年轻群体携手进行新艺术创造的良好氛围。对不同的文化艺术类型可根据其艺术门类和运营模式,以地理位置、品味坐标的形式针对性引导大众参与艺术活动,同时施行差异化的服务、管理、传播和品牌打造。以佛山垂虹社区为例,由于其位于佛山老城片区,不仅业态丰富、新老文化融合,而且由于大量来自不同行业年轻人的加入,多元的设计工作室和个性店铺赋予了社区独特魅力。在艺术家群体积极塑造网红打卡地和利用自媒体平台广泛宣传的努力下,该社区已经形成了“休闲周末,一起饮啡”“家庭一日游”“情侣与密友打卡”“旧城文艺之旅”和“社区慢跑路线”等5条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旅游线路,可通过网络针对性地吸引不同个性与追求的年轻人。

增强艺术家群体的内涵追求,拓展其角色定位,以共同体意识增强工作成效

从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城市更新治理的实践经验来看,艺术家组织在更新过程的领导能力和多重身份是增强社区文化活力和服务能力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说,创造力来自于艺术群体之间以及与社区力量之间的相互激发与社会互动。社会纽带、身份认同和共享价值在创造性场所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能否激发当地艺术家的积极性与参与热情,应被视为促成文化社区实现社区共同更新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增强艺术家群体内涵追求的同时,拓展艺术家的角色定位,获得更为广泛而开放的理解与接受,有助于获得共识并形成代表当地社区文化的共同价值观。城市政府应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文化艺术家的间接引导者,充当合作伙伴与赞助人的角色,更加紧密地与艺术家群体沟通协作,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理想下赋予艺术家更多的角色展示机会与社会职能。通过给艺术家设置文化教员、艺术小组长、网格单元长的形式,保证民间艺术家的多方来源、合理地位和自治能力。以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东昌新村为例,不同于单纯的艺术家与社区管理者关门合作的方式,该社区号召了大批社区工作者共同参与艺术社区的美术展览设计,形成了包括社工策展人、微更新建筑师、社区公益基金会、社区安全员为一体的社区公共艺术自组织架构。

提升艺术家群体在参与中的获得感是保持相关社区更新工作活力的基础保障

激发艺术家的创作兴趣和活力不仅需要提升社区成员对艺术家身份的肯定,更要认同艺术家的作品与艺术追求。要鼓励艺术家参与作品的销售、展示和版权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立完善的收益分配机制,形成基础保障收入、社会团体资助和商业活动分成的多样收入来源。持续性推进艺术家群体建立文化成果转化“跟投”机制,推动艺术相关从业者采用以“艺术创作+现金股”方式捆绑文旅项目,推动个人与投资方共担风险、共享利益。鼓励管理单位与对外聘艺术家实行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年薪制等灵活的薪酬制度。

在满足艺术家群体物质获得感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层面的获得感,提升创作过程中的内在满足感和个人成长。这些奖励可能比经济奖励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造力,提高工作满意度,增强自我认同感,激发创作热情,推动他们不断探索新领域。2003年开馆的上海市虹口区多伦美术馆是文化局创建的非营利性文化艺术机构,也是中国第一个为当代艺术服务的专业化现代美术馆,其前身是一个烂尾楼中的菜场。该更新项目中更关注艺术家表达自己想法的过程,通过邀请公众进入展览空间,与策展人的理念主题或者艺术家的作品发生“对话”。希望通过展览的方式与观众的内心进行沟通。在这个过程中,馆方、策展人考虑的不是一味地迎合大众的喜好,而是注重艺术家在特定场域中与来访者的交流过程,提供表达艺术家自身想法的展示平台。

结语

城市更新中的文化社区更新、治理是一个复杂、广泛的话题,既涉及“文化”“社区”“更新”“治理”等本身就极难明确界定的诸多概念,而其关系内涵就更为复杂。实践过程中也因地域分别、资源差异、语境特色、政策约束以及物业权属和社会诉求等方面的特殊性,会产生各不相同的实践路径选择和持续后效。艺术家群体在文化社区的更新、改造、运营乃至转型发展中往往承担了或隐或显的关键性角色。由于文化和艺术在社区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相依相伴,使得利用多元艺术力量更好的推进文化社区更新、改造以及后续的持续治理、运转、维护成为可行的选择,但如果对艺术力量的介入方式缺乏合理的引导、利用和回报安排,则艺术力量相对于城市社会经济力量的脆弱性将暴露无遗,艺术家角色向社区生活者身份的转型、艺术品与社会商品的嫁接,以及艺术力量向治理力量的延伸,一切努力将随着时间逐渐消散。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其中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性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赵梦龙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朱正威:《科学认识城市更新的内涵、功能与目标》,《国家治理》,2021年第47期,第23—29页。

[2]阳建强:《新发展阶段城市更新的基本特征与规划建议》,《国家治理》,2021年第47期,第17—22页。

[3]陈云:《城市更新的深刻内涵与实践路径——超大城市如何迈向理想之城》,《国家治理》,2021年第43期,第30—37页。

[4][加]简·雅各布斯着、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5][日]山崎亮着、胡珊译:《社区设计》,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6][英]约翰·彭特着、孙璐译:《城市设计及英国城市复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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