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人类文化根源和人类历史根源密不可分。尤其与人的祖先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有关。传统经常被视为神圣的。我认为这是因为，传统把我们祖先的文化和我们子孙的文化连在一起，而我们在中间，扮演传授者的角色。”
　　——引自高文厚和施聂姐的会议报告
　　施聂姐
　　1986年起，施聂姐（A.Schim－melpenninck）第一次到江苏农村收集民歌。她的老友高文厚从荷兰飞过来陪她一起“下乡”，就是这一趟，他们从好朋友变成了恋人和事业上的拍档。
　　那时候，施聂姐的汉语远没有现在那么流利。幸运的是，她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遇上了黄白老师。施聂姐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黄老师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不论我们去哪里，只要住上几天，他就能把当地的方言学得像模像样。我们给取了个外号，‘方言变色龙’。”
　　黄老师轻车熟路地把他们带到江苏偏远的村子。
　　施聂姐用卡式录音机把当地的民歌录下来，黄白老师一字一句翻译成普通话，他们再翻译成英语，这个过程非常吃力，不过施聂姐的汉语水平也因此突飞猛进。
　　在她的记忆中，80年代的江苏乡下非常美。“有很多树，湖泊，空气很好，水很干净。妇女们一边在湖边洗衣服、洗菜，一边哼着歌。”十多年间，施聂姐每年都会回去。不过，90年代中后期再去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农田、湖泊少了很多，最多的是一排排的厂房了。“南京变化也很大，变得我都不敢去了。”
　　1997年，施聂姐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江苏民歌研究》。在她收集的数以千计的民歌中，印象最深是《十八摸》。她从歌词中还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女人的小脚是最隐私的。
　　现在，施聂姐的工作分成两部分，一半在中国乡村——主要是江苏、甘肃、青海收集民歌，另一半是在荷兰管理“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定期出版杂志《磬》（CHIME），维持一个关于中国音乐的图书馆及有声资料库。
　　年届四旬的施博士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她抱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说：“现在很轻松，不像前2个月那么难受了。他可能是个儿子，因为我在江苏农村碰到的每一个农妇看过我的肚子后都说，又小又尖，肯定生儿子。”
　　【周刊访谈】
　　晨报周刊：为什么会想到来中国收集民歌？
　　施聂姐：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十几岁就参加了家乡一支欧洲民歌小乐队，大家经常一起唱歌跳舞。1982年，我在荷兰开始学习中文，就想知道中国有没有好听的民歌。当时在欧洲，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录音很难找到，对此感兴趣的人很少。1986年，我到南京留学，周末、寒暑假的时候，就下去收集民歌。
　　晨报周刊：1986年的江苏农村，外国人恐怕还是“稀有动物”吧？
　　施：是啊。那时候无论到哪里，都有人说，看，外国人。不过，时间一长，他们就把我当成“村里人”了，只有小孩子好奇心重，想看又不敢看，很有趣。
　　晨报周刊：收集民歌的过程中，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施（想了一想）：拉肚子。我们一般都住在老乡家，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所以，我和高文厚最害怕的事，就是拉肚子。还有，江苏的冬天太冷了，又没有暖气。有一次，我们下去了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我发烧，他咳嗽。（说到这里，高博士转过头来，伸出舌头做了个痛苦万状的样子。）
　　晨报周刊：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做这些事，你的乐趣是什么？
　　施：通过民歌认识当地的人。他们善良、淳朴、热情。虽然经常拉肚子，感冒，可是我们非常快乐，因为通过民歌，我们的心非常接近。
　　晨报周刊：那么你的不快乐是什么呢？
　　施：在我的工作中，不断地有年老的民间歌手去世。当地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少。1997年，我出版了关于江苏民歌的博士论文。当我想把书送给那些为我们唱歌的人时，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不在了。
　　晨报周刊：这么多年收集下来的文字、音响、图像资料，你是怎么处理的？
　　施：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博士论文外，只有少量的资料发在我们的杂志上，绝大部分资料放在那里，还没有出版，因为没有钱，要找到愿意出版这些书的出版社，并不容易。
　　晨报周刊：保护工作的经费是由基金会提供的吗？
　　施（笑）：一说到基金会，很多人会联想到一大堆钱。其实那只是一个研究机构。其实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出的，等到积蓄用完了，没钱了，我就不能下去了。
　　晨报周刊：你觉得，你的工作的价值在哪里？
　　施：我们实际上是在编一本中国人的“历史教科书”，这本书汇聚了中国人共享的认同感。我们要做的，是去亲近演奏者和当地观众，了解他们的生活、想法、希望，而不是试图根据我们自己的主张，去重新定义文化。
　　朋友们
　　参加“亚欧传统音乐保护研讨班”诸多收获之一，是结识了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传统音乐保护人”。正是他们的默默工作，延缓了那些濒危声音消失的速度。
　　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馆长舒勒博士德高望重，让人想起他的祖国令人仰慕的音乐历史；德国学者GISA女士深具音乐家敏感不羁的气质，她的快乐之一就是和友善、诗意、充满天赋的越南本土音乐家在一起；马来西亚的JOSEBUENCONSEJO温和风趣，他最崇敬的人是他的老师，马来西亚第一代传统音乐保护人；印尼自由研究人ALEXANDERDEA和日本教授山口修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前者率性洒脱，南高洛村的午餐上力邀学者和村民共喝“印尼白酒”，而后者严谨含蓄，令人想起高度程式化的日本传统能剧。而来自国内的乔建中、张振涛、李幼平等多位学者也风格各异，对中国传统音乐有着不同的独到理解。
　　GISA、高文厚、MARIAWALCHER、乔建中等中外学者在会上播放了他们采集的民间音乐片段。就是这些浑然天成的音乐，支持着他们长期埋首这项冷清的工作。奥地利的MARIAWALCHER女士是一位民间音乐的教育工作者，发言结束后，她拿出了一张和声乐谱，开始和她的国际同行们齐声清唱一段奥地利民谣。
　　荷兰学者高文厚播放了一支“花儿”：一群西北农妇围着壮年男子，即兴地唱着曲儿挤兑他，戏谑他。全场还是轻轻地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不用懂得方言大家也明白，这是男女之间诙谐的打情骂俏。
　　他们热爱音乐，认为美和真情是才是音乐的本质；他们热爱并且尊重历史，坚信每一个人只有了解自己和民族的过去，才能有真正的心理的归属感；他们提倡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多元，坚持每个民族必须保持自己的认同，保持对本土文化的自信，为全球化带来的单一与肤浅深感忧虑；他们有种乐观和坚韧的气质，相信与其坐着悲观叹息，不如走出去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挽救。
　　我想，也许正是长期与田野打交道的过程，一种与自然接近的信仰、内心和生活方式，让他们显得特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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