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原籍中国的华乐演奏家，就职于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无分国界，却一定要有风格，而他们正是在新加坡这个大舞台上，演奏出自己的风格。
“华乐团音乐家故事系列”首先访问了华乐团二胡首席李宝顺和扬琴首席瞿建青，他们都来新超过十年，带着他们的音乐，融入了这个社会。
二胡首席李宝顺：音乐艺术普及 新加坡初见成效
李宝顺，新加坡华乐团二胡首席。1997年移居本地，和1996年正式组建的新加坡华乐团共同成长，到今年已经12年。目前，一家三口都是新加坡永久居民。
李宝顺来自中国天津，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从6岁开始，就和哥哥一起学习拉小提琴，一年之后改学二胡。他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二胡专业，随后加入在中国极负盛名、代表民乐演奏最高水准的北京中央民族乐团。
在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时，李宝顺很年轻就成为二胡首席，来新加坡之前，他已经是中国音乐家协会成员、国家民族管弦乐学会会员，以及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协会理事等。
目前，他不仅在华乐团担任首席，同时还在多所学校担当教学工作。
李宝顺认为，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对于音乐演奏及艺术培养，还是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学校及社会都给予大力支持。
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些学校及学生和家长，把加入学校华乐团，参加华乐比赛，当作是拿学分、拿奖牌的活动之一，这或许会制造华乐受重视的热闹假象，而实质则难免让人失望和担忧。
不强迫女儿朝音乐方面发展
李宝顺在1989年首次随团演出来到新加坡时，发现本地一些搞音乐的人的专职工作都在其他领域，音乐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却自学成才，把华乐搞得有模有样、有声有色。这给科班出身的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引发了一些比较和思考。
如今长期生活、工作在本地，李宝顺说，女儿从1岁起，就随同父母移居本地，从小在这里成长并接受教育，显得本土化。尽管女儿对音乐的理解和喜爱比同龄人多一些，但是身为父亲的他决定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迫孩子一定要向音乐方面发展。
他举例说，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像郎朗这样的世界级年轻演奏家，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望子成龙、严格要求的父亲；郎朗父亲本身就是二胡演奏家，他对郎朗的倾心培养，严格要求，苛求责备，超乎常人想象。
这说明首先，家长是有主动意识的；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社会环境允许，社会意识引导，才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只有培养出高端音乐人 新加坡才有国际影响力
李宝顺曾随团到多个国家演出，对比国外其他地方的经验，李宝顺认为，新加坡在音乐艺术的全民普及方面，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初见成效。
但他客观地说，在世界范围内，优秀音乐人才实在太多，只有培养出最杰出最优秀的高端音乐人，才会使新加坡产生国际影响力，才有国际竞争力。很显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专业氛围还不够，这意味着专业团体、专业演奏家还要更多些，专业知识要更深入，专业判断要更准确，专业评论要更广泛。
扬琴首席瞿建青：培养一个本土音乐家很难
瞿建青，新加坡华乐团扬琴首席。1994年举家移居本地，目前为新加坡公民。
瞿建青原籍上海，移民本地有15年之久。她回忆说，1987年她首次应邀随团来新加坡演出，在那短暂停留的五天里，她看到斯文安静的新加坡人，在演奏会现场却给予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热情的观众甚至到酒店拜访，送来鲜花。
20多年前资讯不发达，上海人对新加坡了解不深，在飞行数千公里之远的海外，能够看到这样一个众多华人居住的国家，令她惊奇和倍感亲切。
瞿建青的音乐生涯可谓一帆风顺。从小被学校选派到少年宫学习扬琴，父母亲也非常支持。后来到上海民族乐团工作，曾和闵惠芬（二胡）、顾冠仁（指挥）、龚一（古琴）等中国著名华乐演奏大家共事。
1990年，受星海艺术团邀请，她第二次来到新加坡，这一次她以私人身份来访，并和本地音乐界朋友结下友谊。1994年，建青举家移居本地，开始了她的异乡音乐之路。
被新加坡的多元化文化特质吸引
瞿建青说，音乐家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物质的吸引不是不重要，而是没有那么重要。最初吸引她来到新加坡的原因，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固然是一方面，但重要的是，她看到新加坡开放、充满活力、多元化的文化特质，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优势。
她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并获得成功，可以让生命更有成就感和满足感，而新加坡的确给了她这样的机会。
1997年，瞿建青首次代表新加坡参加世界扬琴大会，这是一个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国际音乐盛会；2003年，她被选为世界扬琴大会理事，身份则是来自新加坡。
她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这些年来，她在渐进的移民融入过程中，逐渐克服了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认同问题，并于2005年成为新加坡公民。
与潘耀田合作推动本土创作
2008年，她和本地知名作曲家潘耀田合作，共同完成一张完全本地制造的扬琴曲创作专辑。
瞿建青说，2005年到北京参加世界扬琴大会时，她别出心裁带去了潘耀田创作的、富有浓郁南洋风情的现代派抒情曲《船歌与联想》，立刻引起与会艺术家们的好奇和关注。一位波兰作曲家更直接走到台前询问出处，这一幕深刻打动了她，启发她进一步和作曲家合作推动本土创作，促成了这张完全本地制造的扬琴专辑的诞生。
瞿建青认为，新加坡社会在华乐普及等基础教育工作方面成效明显，当文化艺术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关注，自上而下就会有好的反应和表现。
但是，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社会，这种行为准则是否适合艺术领域，就值得商榷。在本地，培养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很难，令人为难棘手的是，有时却不得不狠下心肠放弃有天赋的音乐人才。
瞿建青曾有个学生，是名校高材生，她以艺术家的专业判断，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真正有音乐天赋的人才。这个孩子由衷热爱音乐，每次来上课，脸上绽满笑容，课堂上他会就乐曲、演奏，包括曲名、旋律、作曲家等提出很多问题，每次上完课，孩子几乎是一边哼着旋律，一边和老师告辞离去；他还曾在全国扬琴比赛中获奖，作为一名音乐导师，她感觉如获至宝。
可是有一天，孩子的母亲上门找到瞿建青，明确告诉她，孩子是不可能走音乐这条路的。这番谈话让她内心挣扎痛苦很久，久久不能平复。
这个社会有强悍的规则体系
瞿建青说，作为音乐家，可能心里只有音乐，装不下其他，而作为不在音乐世界的普通人，他们的心里除了音乐，还有很多看来更为实用的东西。这也无可厚非，只是身为音乐导师，面对这样一个有天赋的孩子，最终却必须服从现实，选择放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痛苦。
她说，“由此看到，这个社会有着非常强悍的规则体系，最终人们都必须屈从于现实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