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中，87岁的小泽征尔形销骨立，满头白发。他围着红围巾，坐在轮椅上指挥。昔日那双魔幻动感、会“跳芭蕾”的手，已无法拿起指挥棒，只能轻微舞动。一曲终了，现场掌声经久不息，他不禁哽咽，几度拭泪。这一幕令人动容。
　　小泽征尔或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世界级指挥大师。他曾师从20世纪3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是闯入西方古典乐坛少有的东方面孔。改革开放前，他给禁锢多年的中国音乐界，送来西方古典音乐的一缕春风。1979年，作为中美建交后首位音乐使者，他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在中华大地掀起交响旋风。此后多年，他数次来华，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音乐交流。
　　“我一半是中国人”
　　1976年，听闻“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远在大洋彼岸的小泽征尔，欣喜若狂。
　　早在十年前，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任音乐总监、指挥时，曾带领乐团赴英国、法国和日本巡回演出。所到之处，盛况空前。他的父亲欣慰之余，对满面春风的小泽征尔说：“去中国演出吧，带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上世纪30年代初，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在中国东北地区当牙医。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于沈阳。次年，全家迁到北京，搬进新开路胡同69号院。胡同里的鸽哨声，四合院的老房子，大门口的石门墩儿……老北京的生活碎片，交织成小泽征尔一家难忘的记忆。
　　“我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日本人。”小泽征尔曾在自传《指挥生涯》里称，上小学以前的所有记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全家搬离北京，回到日本东京。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小泽征尔和家人都曾直言不讳对中国道过歉，并希望重新踏上这片土地。
　　小泽征尔向有关部门提交了访华演出的申请。但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几乎全部中断。再加上他是日本人，中日两国还没有建交，申请的结果可想而知。没过多久，小泽征尔的父亲就去世了。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实现中美“破冰”之旅。接着，中英全面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建交高潮。随之而来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复苏。
　　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世界上三个著名交响乐团于1973年相继来华演出。这是自“文革”以来，中国首次公开演出西方音乐，轰动国内外乐坛。
　　对中国牵挂已久的小泽征尔，当时是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他本想借此机会，再次申请来中国。但谁也没想到，就在费城交响乐团离开中国后不久，“四人帮”在中国文艺界掀起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西方音乐再次被禁止播出和演奏。
　　此后几年，中国关闭了对外交流的大门，再也没有邀请国外交响乐团来华演出。直到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画上句号，中国对外交流的大门，才逐渐向世界敞开。敏锐的小泽征尔，第一时间看到了其中的变化。
　　怀着忐忑的心，小泽征尔终于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获得访华机会。当时正值“文革”后的变动期，很多错误观念还没来得及破除，“无产阶级乐队不能让资产阶级的指挥来指挥”。虽然小泽征尔已是大名鼎鼎的指挥大师，但这一次，他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华的。
　　交响乐，即将管乐、弦乐等器乐组合，在一个指挥下共同演奏的艺术形式。交响乐团又称管弦乐团，起源于18世纪欧洲宫廷伴奏乐队。清末民初，交响乐传入中国。上海是中国第一个拥有交响乐团的城市，起初是由清一色的洋人乐师组成，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出现中国乐师。
　　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建交，音乐被赋予“外交先锋”的使命。周总理曾提出，要办一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合唱团，要办得像个样子，努力赶上世界艺术的发展。1952年，新中国首个中央级演艺团体——中央歌舞团成立。1956年，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合唱队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央乐团（今中国交响乐团），专门发展高水平的交响乐艺术。
　　成立不久，中央乐团就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在旷日持久的“土洋之争”中，乐团不敢再演西方古典名曲，“乐谱资料室”纷纷被贴上封条，一些演奏西洋乐器的乐师转行。“文革”时期，中央乐团被划归为“样板团”，主要的演出任务是“八大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3首曲子演了10年。
　　小泽征尔来华前，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安排中央乐团元老级指挥李德伦负责接待。李德伦心有顾虑，向时任外交部顾问的廖承志征求意见：“他来了要是问起‘文革’这个事，我怎么跟他说啊？”一向耿直的廖承志回答：“就照实说嘛！他们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呢。”这个答复，给李德伦吃了一颗“定心丸”。
　　1976年12月14日，寒风呼啸中，小泽征尔飞抵北京，李德伦在机场迎接。作为音乐同行，李德伦对这位指挥大师早有耳闻，两人一见如故。虽然母语不同，但可以用英语聊音乐、谈人生。
　　接下来几天，古道热肠的李德伦带着小泽征尔，一起登长城，逛定陵，到东来顺吃涮羊肉。小泽征尔还带着父亲的遗像，重走了儿时故居。四合院的老房子还在，连他儿时在院内廊柱上刀刻的身高印记也历历在目。
　　小泽征尔还欣赏了中央乐团的排练。李德伦指挥乐队，演奏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交响诗《刘胡兰》等几首曲目。小泽征尔听后，称赞“中国的音准和旋律都很好”。他同时直言，乐器不好，小提琴、大提琴、黑管等都不好。
　　令他惊讶的是，中央乐团演奏的几首曲目中，没有贝多芬、巴赫、勃拉姆斯、莫扎特等西方音乐家的作品，只有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当他得知，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也是首次为外国同行演奏时，更是备受触动。
　　由作曲家吴祖强、王燕樵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合作的《草原小姐妹》，是中国第一部中西结合的琵琶协奏曲。创作完成后，在“文革”时期被主管文艺的最高机构“文化组”扼杀，搁置了五年，始终没有机会公演。
　　“中国音乐同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探索民族乐器的发展，还为琵琶创作出协奏曲。”小泽征尔曾在日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刊发了对中国音乐界的观感。他称，这次到中国恰逢其时，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音乐界的新气象，是“中国乐坛重要的转机之旅”。
　　临别时，小泽征尔对李德伦说：“我是一个东方人，可是我搞的都是西方音乐，我很惭愧。”说罢，他失声痛哭起来。他和李德伦约定：一定会再回来，带着勃拉姆斯、贝多芬回来。
　　指挥中央乐团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78年，春回大地，小泽征尔被邀请再次访华。
　　这一次，和他一起来的，不只是他的母亲和兄弟，还有他的指挥棒。他准备与中央乐团合作，为中国人民演奏两场交响音乐会。
　　小泽征尔设计了一套颇有心思的节目。其中有《二泉映月》《草原小姐妹》两首中央乐团的保留曲目，柏辽兹《罗马狂欢节序曲》，还有一首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和日本现代作曲家小山清茂的管弦作品《伐木歌》。
　　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对中央乐团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勃拉姆斯的交响乐比较高深，乐团在“文革”前，只演过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但从未演过《第二交响曲》。更何况相隔十多年，各声部对勃拉姆斯的音乐语言和风格都已生疏。
　　中央乐团只好临阵磨枪。按照惯例，在邀请外籍指挥来之前，乐团要先在国内指挥的训练下做好准备。此时，李德伦正在接受政治审查，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安排乐团另一名常任指挥韩中杰预排《二泉映月》和《草原小姐妹》等，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则邀请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指挥卞祖善来预排，连续排了约四个星期。
　　演出前五天，1978年6月10日，小泽征尔提前到达北京。他一下飞机，就直奔中央乐团大楼，马不停蹄地展开排练。正式排练前，他要求以前演过勃拉姆斯任何管弦作品的乐师们举手。结果，近70人中只有3位举手，而且都是年龄比较大的。
　　小泽征尔后来向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描述当时情景：“我所面对的，是一支有高度技巧，但又一点也不懂得怎样演奏勃拉姆斯的北京乐队。这样的乐队简直是个奇迹，世间难寻。”
　　而中国乐师们殷切的眼神，让小泽征尔看到，他们有一种想演奏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强烈欲望。“刚巧我出现在这一刻，他们的欲望和我的感受碰在一起。就这样，我享受着我的第一次，他们亦享受着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一次。”
　　小泽征尔对音乐精益求精。他首次指挥《草原小姐妹》这首中国乐曲，按照国际惯例，完全可以“将头脑埋在总谱里”，也就是看谱指挥。但他早上四点就起来背谱子，努力把总谱“埋在头脑里”。排练时，他不停地向刘德海请教每个音符背后的含义。
　　据刘德海回忆：“首次排练当晚，他一次从头到尾指挥了作品，完全不用停下来。乐队成员无不诧异，结束时大伙儿都忍不住站起来给他鼓掌。翌日晚上演出时，他更背谱演出。在空空如也的谱架上，摆放着他已故父亲和家人的合照。”
　　紧张排练一周后，演出如约而至。那个年代的演出门票，都是有组织地分配。分配对象，主要有“外事部门”和音乐工作者等。很多人听说小泽征尔在北京演出，千方百计通过“关系”，搞到了门票。
　　首场演出在民族文化宫礼堂。起初，小泽征尔在这里排练时，发现礼堂声场不好，“拢不住音”。他希望换个场地，但随行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已经是当时北京最好的演出场所了。尽管场地条件有限，但小泽征尔热情洋溢的指挥和中央乐团精彩的演奏，似一缕春风，让久而不能在演出场所欣赏西方古典音乐的中国人，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每演奏完一个乐曲，礼堂内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第二场演出在首都体育馆，更是盛况空前。当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姜建华，非常幸运地得到一场门票。她和四位同学从学校出发，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场，体育馆已经“爆满”，乌泱泱的全是人头。
　　演出开始，小泽征尔穿着燕尾服款款登上舞台，全场一万八千名听众热情鼓掌。中央乐团的乐师们也很激动，敲着乐器、跺着脚，欢迎这位世界级指挥大师。掌声持续了好一阵，姜建华笑着说，“震得人耳朵都疼”。
　　现场静下来后，小泽征尔轻盈灵活的身影，随着每一个节拍，优雅地起落。“虽然体育馆的场地比较空旷，不适合演交响乐，但他好像有一双有魔力的双手，既能在一瞬间充分调动每个乐师的情绪，又恰如其分地平衡每个声部。”姜建华对这场演出至今难忘，“大师就是大师啊！”
　　“看了小泽征尔的指挥，我浑身发痒！”当时还是上海歌剧院指挥的陈燮阳，一下子被小泽征尔实力“圈粉”。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1980年，陈燮阳在李凌的邀请下，也站上了交响乐指挥台，成为中央乐团的指挥。
　　首都体育馆位于海淀白石桥东北角，距离市区较远。当晚，为了让观众散场后早点回家，五首曲目“一气呵成”，没有中场休息。再加上6月的北京暑热难消，体育馆内没有空调之类的降温设备。结束时，小泽征尔已经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了。
　　返场时，小泽征尔兴奋得像个孩子，挨个儿和中央乐团的乐师们拥抱祝贺，热泪盈眶。他把观众献上的花束举到头顶，围着舞台跑了一圈。有两三枝花掉了下来，但他全然不觉，走了一段之后才注意到，慌忙回身捡起又重举，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谢幕后，小泽征尔长舒一口气。他把湿透的衬衣和裤子，交给准备回酒店的弟弟小泽干雄，然后把自己的毛巾、牙刷、相机和三得利威士忌等装进另一个包里，兴高采烈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入住中央乐团家属楼
　　国际乐坛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每到一个国家演出，来访指挥会到被访客团的常任指挥家中小住几日。小泽征尔也不例外。
　　这次来华前，他就非常诚恳地向中方提出请求：在北京期间不住酒店，住在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里；不用车接车送，自己骑自行车去排练场。
　　但国内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上次接待小泽征尔的指挥家李德伦，还在接受政治审查；另一方面，家属楼的条件不符合接待标准，之前也没有过先例。所以，文化部起初只给了比较含糊的答复。
　　没想到，性情直爽的小泽征尔抵京后，一下飞机就重提此事。文化部去机场接他的人，一直摇头苦笑，小泽征尔却一再坚持。于是，有关方面特批，在他访问演出的最后一晚，可以到韩中杰家里去住。
　　此事一定，小泽征尔兴奋不已，韩中杰却愁坏了。
　　当时，韩中杰一家6口，住在位于和平里的中央乐团家属楼里。两室加一个小套间，只有五十多平方米，挤得满满当当。小泽征尔来了怎么住？
　　韩中杰思前想后，只好把儿子赶到朋友家借住，腾出一间屋子。这样，老伴儿和两个女儿住一间，他和小泽征尔住另一间。
　　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富裕，家里连几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但为了装点中国音乐家的门面，全团上下总动员。谁家沙发好，搬来；谁家茶几好，也搬来。韩中杰还从一位画家朋友家里借来几幅字画，挂在墙上，增添人文气息。
　　既然是同行交流，怎么也得有台像样的录音机。韩中杰又从团里借了一台索尼立体声录音机，摆在显著位置。由于小泽征尔提出想骑自行车，他又特意借来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说是自己平时上班骑的。
　　家里布置妥当后，吃的问题更是棘手。那时候物资匮乏，买东西都得凭票供应。虽然是在家里接待小泽征尔，但饭菜得上档次一些。高级食材即便有钱也买不到，怎么办？
　　经过文化部有关领导的协调，北京饭店特批，为韩中杰宴请小泽征尔，提供了北京烤鸭、爆炒羊肉等京城名菜，还有包饺子的原料。
　　当晚，韩中杰还邀请同住家属楼的吴祖强、杨秉荪、严良堃、刘德海和中央乐团的几位乐师，来家里陪同。小泽征尔与大家欢聚一堂，一边包饺子，一边谈音乐，笑声连连。音乐家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饺子会”，后来每次小泽征尔来华，都会见他的“饺子朋友”。
　　宴席上，大家频频为友谊举杯，过得十分愉快。小泽征尔曾兴奋地跟弟弟回忆说，他和刘德海两个人就喝光了一瓶半茅台酒，喝得酒酣耳热。夏天晚上又很热，他们就“勾肩搭背”到外面乘了好几次凉，相聊甚欢。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尽兴散去。入夜，小泽征尔和韩中杰躺在小间里的两张单人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几乎彻夜长谈。第二天，小泽征尔很早就起床了，这是他多年来清晨读谱养成的习惯。韩中杰陪他一起吃完早饭后，在院里散步。
　　“走到附近幼儿园，受到园主任的热情招待。他兴致勃勃地忽而躺在小床上，忽而坐在小椅子上，还与小朋友们共进早餐、同做早操。”童心未泯的小泽征尔激动地对韩中杰说，“这一天是他最愉快的一次经历”。
　　听《二泉映月》潸然泪下
　　早在小泽征尔来北京前两周，姜建华就听说，指挥大师除了来北京演出，还会访问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她记得，“学校里炸了锅一样，从老师到同学，无人不期待能一睹指挥大师的风采。”
　　中央音乐学院为此精心准备了几个节目。挑选五位技术拔尖儿的学生，给小泽征尔演奏小提琴、钢琴、黑管、琵琶和二胡。姜建华有幸被选中，演奏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日本民歌《樱花》，并因此得到一张首都体育馆演出的门票。
　　姜建华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文艺大家庭。家里从表哥到堂哥，有十四五个人拉二胡。她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又跟在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的舅舅学习二胡。14岁时，她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从此敲开通往世界音乐殿堂的大门。她不曾想到的是，16岁这年，与小泽征尔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1978年6月17日，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中央音乐学院大门前的小广场上，站满了人。同学们手举小红旗，在校门口列队欢迎。当四五辆轿车缓缓开进鲍家街胡同，同学们立刻欢呼起来。
　　小泽征尔一下车，就被同学们团团围住，握手、拥抱、要签名。“他穿着白衣、白裤，头发很长，戴着一根长长的项链，就好像仙人下凡。”姜建华惊呆了，那个年代很少看到这样的造型。
　　热闹的欢迎仪式过后，小泽征尔被邀请到教学楼二层的小教室，欣赏同学们为他准备的几个小节目。姜建华的二胡独奏是最后一个节目，她气定神闲，丝毫不紧张，坐定之后低头演奏《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无锡盲艺人阿炳创作的二胡名曲。姜建华从小就拉这首曲子，为理解曲调背后的深意，她曾专门查阅阿炳的生平资料，反复聆听1950年阿炳的原声录音，造访了江苏无锡惠山泉。每次演奏，她都把自己当作阿炳，如入其境，情真意切。
　　奏曲过半，姜建华隐约听到有人在哭泣，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演奏结束时，她抬起头一看，被吓了一跳。“我没想到，眼前这位世界级的指挥大师，被这首曲子感动得泪流满面。”姜建华说。
　　当她准备演奏第二首曲子时，小泽征尔一步上前激动地拥抱她。“没想到两根琴弦，就能奏出人生的喜怒哀乐。你拉的《二泉映月》让我肝肠寸断。”小泽征尔对姜建华小小年纪就把这首曲子演绎得如此透彻赞叹不已。
　　姜建华受宠若惊。在她看来，“首都体育馆那场演出，中央乐团演奏的《二泉映月》非常完美，小泽先生对作品情感丰富、内在含蓄的特点把握得很好。”小泽征尔却说，“如果听了这次演奏，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首曲目。因为没有理解它，没有资格指挥它。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
　　之后，“二胡把大师听哭了”“二胡应该跪下来听”的故事，在中央音乐学院迅速传开。当天中午，姜建华刚到学校食堂，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吃完饭赶紧来二层教室，小泽征尔要再听一遍《二泉映月》，这次有日本NHK电视台录像。
　　听罢，姜建华已顾不上吃饭，撂下餐具，一路小跑到琴房，拿着二胡就往教室赶。走进教室，小泽征尔正坐在那里等她，一脸笑意。NHK电视台的摄像机也已经架好，一切准备就绪。
　　姜建华再次低头演奏。小泽征尔坐在不远处的钢琴旁，近距离欣赏“两根弦中国小提琴”的无穷魅力。这段录像后来被制作成纪录片，日本《朝日新闻》也在头条位置刊登了《小泽先生感动的泪》。从此，小泽征尔潸然泪下的画面，传遍日本。
　　“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小泽征尔这句话广为流传，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甚至将其解读为“忏悔”“谢罪”之意。但作为亲历者，姜建华深刻理解小泽征尔所说的“跪”，其实更类似于日本茶道中泡茶者与喝茶人正襟危坐，虔诚受教，这是超越民族的敬仰。
　　正如小泽征尔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不能说《二泉映月》是首伤感、悲凉的曲子，但是我却泪流满面。它有着积极的精神，这种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外露的，是一种无形之中，全人类共同的情感。”
　　情感的共鸣，绵绵不绝。多年后，姜建华在小泽征尔的邀请和支持下，东渡日本，并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二胡的回响。
　　中美联合演出
　　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赴美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首访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卡特总统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晚会。
　　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近200名肤色不同的美国小孩用中文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邓小平深深为之动情。一曲唱罢，他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地拥抱和亲吻了美国孩子。他说，艺术是使各国人民增进了解，消除隔阂最好的办法。作为发展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步骤之一，波士顿交响乐团将于3月份访问中国。
　　当天，小泽征尔因为感冒，躺在波士顿的家中休息，正好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兴奋之余，他有些担忧，“我有一张东方面孔，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理应与中国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而作为一位西方音乐的代表，我又肩负着很重大的责任，需要去完成。”
　　1979年3月15日，波士顿交响乐团乘坐一架波音747，飞越太平洋，抵达上海。据时任波士顿交响乐团助理经理的彼得·盖波回忆，这是第一架飞往中国的波音747。由于机身太高，当时不得不提前从香港用火车把舷梯运到上海，乐团才得以下了飞机。
　　对绝大多数美国乐师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中国人“巨大的热情”，令他们印象深刻。时任波士顿低音提琴副首席的劳伦斯·沃尔夫记得，“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欢迎我们。当时我们很难用语言沟通，但只要我演示了动作，我们就能彼此理解。”
　　为期一周的巡演，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上海的一天，波士顿交响乐团与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们进行了交流，下午又与上海交响乐团切磋排练，晚上在市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第二天，波士顿交响乐团马不停蹄地飞往北京，准备三场音乐会。
　　虽然距离第二次访华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小泽征尔还是看到了变化。这次有了新的演出场地——红塔礼堂。
　　始建于1953年的红塔礼堂，也叫计委礼堂，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部开会、放电影的礼堂。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礼堂内部结构被震坏，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对其进行了翻修加固。
　　由于当时北京缺少专业音乐厅，曾参与过人民大会堂声学设计、建筑声学专家项端祈，就将红塔礼堂设计成为一个以音乐演奏为主的多功能厅堂。1978年投入使用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许多名家都曾在这里演出，音响效果非常好。
　　红塔礼堂原经理杨荣欣，当年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是礼堂的工作人员。他记得，小泽征尔来红塔礼堂“踩点”时，环顾四周，吼了一声，悠悠的回声徐徐传来。小泽征尔非常满意，当场就决定在此地演出。
　　不过，小泽征尔发现，剧场的座椅都是木制的，中间的转轴为金属。整个剧场有2000多座位，观众一起一落会制造很大声响。为了不影响演出，杨荣欣等工作人员就对每张座椅动了“手术”，给金属转轴套上塑料壳。由于木椅特别窄，工作人员还拆掉了前两排座椅，为即将出席音乐会的邓小平、宋庆龄准备了沙发。
　　首场演出当天，宋庆龄身体抱恙，医生叮嘱她要静养，但她执意要来观看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在几个人搀扶下，她走进红塔礼堂，和邓小平一起见证了首场中美合演。波士顿交响乐团大提琴乐师海尔曼曾回忆:“当我得悉邓小平先生和宋庆龄女士到场观赏演出，我的心跳突然加快，演奏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演出结束时，我留意到邓先生向我致以微笑，这才放下心头大石！”
　　邓小平在中场休息的酒会上，向波士顿的客人们坦露，自己对音乐认识不多，但喜欢任何促进友谊的音乐。这种谦恭务实的谈吐，给波士顿的客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邓小平和宋庆龄走到舞台上，与小泽征尔和中美乐师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在红塔礼堂办了两场音乐会后，波士顿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又联合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了一场。音乐评论家卜大炜，当时是中央歌剧院年轻的中提琴演奏员，他清楚地记得，“这场演出堪称全国古典音乐工作者的大聚会，许多人甚至抱着总谱来看排练和演出。”
　　演出开始前，中美两国的乐师进行了联欢。虽然语言不通，但并不妨碍大家切磋技艺。“那时的中国与西方音乐界隔绝多年，他们的演奏方式令我们耳目一新。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们也是有备而来，琴弦、哨片、号嘴，甚至一摞一摞的乐谱慷慨相赠。”卜大炜至今感慨，“这在资料匮乏的当年，可谓雪中送炭！”
　　这场演出最令人难忘的是，波士顿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全体217位乐师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合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以及加演的《星条旗永不落》。每对中美乐师共用一个谱架，给全场一万八千名观众带来极震撼的视听效果。
　　当音乐会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全场掌声雷动。从成都赶到北京观看演出的指挥林亦民，形容那份涌自内心深处的欣喜若狂，“只有用唐诗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才可形容一二。”
　　卜大炜看了波士顿交响乐团乐师的演奏状态和方法，有一种突然“开窍”的感觉。后来练琴时，家里人都听出来了。他说，“小泽征尔与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艺术水准自然毋需赘言，但他们没有以师长自居，也没有西方文化至上的态度，却让我们从他们的演奏中得到了深深的启迪。”
　　中央电视台转播了这场音乐会实况。小泽征尔一头雄狮般的长发，动感十足的“大动作”指挥，连同他的名字，深深地烙刻在中国人的脑海中。之后，凡是谈起古典音乐，很多人都知道日本有一个头发蓬松的指挥大师。中国指挥也竞相模仿他的指挥动作，用李德伦的话来说，“中国学指挥的个个像他，一上台一个小泽。”
　　而最让小泽征尔有成就感的是，他这位日本人作为中间人，把中美两个国家紧紧连接在一起。“这些乐师们的所属国家曾经互相有矛盾，然而他们却坐在一起奏乐，简直像做梦一样。”
　　和两年前相比，小泽征尔还明显感觉到，“中国交响乐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音乐家的内心产生了新的东西，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是开始。
　　中国音乐走向世界
　　奥地利作曲家马勒曾说：“音乐中最好的东西，在音符里是找不到的。”
　　中国音乐深深拨动了小泽征尔的心弦，他希望，中国音乐家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舞台。于是，在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结束后，他邀请中央乐团钢琴家刘诗昆和琵琶演奏家刘德海随团赴美。
　　刘诗昆和刘德海因此成为中美建交后，首次访问波士顿的中国音乐家。当地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他们的大幅照片和新闻；电视台转播了他们到达的实况；他们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办音乐会的海报，贴遍全城；三场音乐会的门票，在他们到达波士顿之前就被抢购一空。
　　1979年3月23日，刘诗昆和刘德海在波士顿音乐厅，分别重演了在北京演出的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演出结束后，很多美国听众拥向后台，向两位中国音乐家献花、祝贺。波士顿音乐学院的一位音乐家认为刘诗昆的演奏，“完全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大多数美国听众第一次听到琵琶，称赞“非常富有诗意”“实在令人赞叹”。
　　刘诗昆、刘德海在波士顿逗留了短短十二天，却深深感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情。波士顿电视台两次邀请他们与电视观众见面，请他们介绍中国音乐。哈佛大学师生代表组织座谈会，邀请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荷兰菲力浦唱片公司还把他们这次合作演出的曲目录制成唱片，全球发行，后来成为销量最多的古典音乐金唱片之一。
　　此后不久，1980年盛夏，小泽征尔又邀请姜建华、刘德海、韩中杰和扬琴演奏家黄河，赴美参加坦格伍德音乐节（Tanglewood Festival），与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献演。
　　坦格伍德是美国东海岸一处著名的音乐演出场地。这里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是美国最顶尖的音乐节之一。每到夏季演出季，成千上万个音乐爱好者，都汇集到这里，接受音乐的洗礼。
　　参加坦格伍德音乐节，对四位中国音乐家来说都是第一次。大家都很激动，“中国乐器终于能走上世界舞台，与世界一流的乐队合作了！”到坦格伍德之后，小泽征尔亲自接机。“他给我们四个人租了一套大别墅，还请了一位司机专门接送，一位厨师给我们做饭，非常热情。”姜建华说。
　　音乐会上，小泽征尔和韩中杰联袂执棒，为美国乐迷献上音乐盛宴。刘德海演奏的琵琶与管弦乐《春江花月夜》，姜建华的二胡独奏《江河水》……中国音乐独特的音色和旋律，让听惯了西洋乐的美国乐迷为之倾倒。此起彼伏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美国媒体对中国音乐家的演奏好评如潮。《纽约时报》艺术评论家哈罗德·勋伯格称赞姜建华的二胡独奏，就像如诉如泣的歌唱，运弓千变万化；刘德海的手指，如同机关枪飞快而匀称；黄河的演奏技巧无懈可击，并称誉他们三人是头等演奏家。《纽约时报》还称，韩中杰是在美国指挥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乐团的第一位中国指挥家，是一位具有很高职业素养的专业指挥家。
　　音乐会结束后，小泽征尔为四位中国朋友举办了两场派对。姜建华记得，“第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小泽先生在家里招待我们，和他的家人一起吃中餐。第二场结束后，整个波士顿交响乐团和我们在小泽先生的大别墅里欢聚，一起祝贺音乐会成功。”
　　除了把中国音乐家带向世界舞台，小泽征尔也视培养中国年轻音乐家为己任。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就读的陈佐湟，曾两次参加小泽征尔在学校举办的大师班。小泽征尔对陈佐湟的指挥才华，赞誉有加。
　　后来，他不仅邀请陈佐湟到世界顶尖音乐学院——茱莉亚学院深造，还为陈佐湟落实了指导教授和奖学金。在小泽征尔的帮助下，陈佐湟最终成为“文革”后我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学生，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在海外学有所成的音乐艺术博士。
　　如今已是中国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著名指挥家的陈佐湟曾动情地说，“小泽征尔是我的恩师，虽然他不曾正式教过我，但是我的音乐生涯，因他而改变。”
　　在日本，小泽征尔有一个以他名义运营的“小泽音乐塾”，专门培养才华横溢的年轻音乐家。不仅从日本选拔人才，还从中国的音乐院校挑选优秀的学生。2005年，40名中国学生进入“小泽音乐塾”。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学生跟随小泽征尔进入深山，与日本的年轻音乐家一起研究音乐。
　　如果想在西洋音乐领域取得跟西方人同等的成绩，东方人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小泽征尔对此深有体会，“我想和中国人一起来培养真正的音乐家，因为我出生在中国。”
　　未了的情缘
　　小泽征尔与中国的情缘，浓得化不开。
　　2002年，他出任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总监，首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演奏《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之前，按照惯例，指挥要向现场观众发表新年贺词。他别出心裁，安排在场不同国家的演奏家，用自己的母语道一声新年祝福。
　　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由于在场没有中国的演奏家，小泽征尔就亲自用中文对观众献上一句：“新年好！”这一句中文，道出音乐家向往和平友爱的美好心愿，诉尽他对中国的深厚情谊。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长久的感动。
　　这一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本政府邀请小泽征尔和导演浅利庆太，与中、日歌唱家联袂，在东京、北京演出著名歌剧《蝴蝶夫人》。
　　来北京前几天，小泽征尔的母亲不幸离世。他怀着悲痛，依然坚持来北京指挥《蝴蝶夫人》。此前，他每次来中国都带着母亲，每场演出母亲都是他的观众。这一次，他只能带着母亲的遗像执棒。
　　之后，他和弟弟又带着母亲的遗像重访北京故居——新开路胡同69号院。“我的父母在中国结的婚，在中国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小泽征尔对老邻居们说，希望把母亲的部分骨灰埋在这里。
　　根据中国的习俗，院里的老邻居程贞淑听后面露难色，婉言谢绝。“他和他弟弟诚恳地说，这是老人对中国故居的眷念，是遗愿。”程贞淑后来回忆，她不忍让小泽征尔和弟弟的孝心落空，让老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付之流水，于是就默许了。
　　小泽征尔和弟弟把母亲的骨灰，埋在院中的花坛里，和老邻居们一起举行了简单的哀悼仪式。因为他母亲的名字叫樱花，几位邻居又在上面种了一棵樱花树。后来，小泽征尔每次来北京，都在樱花树下拜祭母亲。
　　2011年9月，本该莅临国家大剧院的小泽征尔，因病取消来中国指挥歌剧《蓝胡子城堡》。为了表达歉意，他在病中连夜录了一段视频给中国观众。其中第一句话就是用中文说：“真的对不起，下次我一定来中国！”短短3分钟的视频，他说了7次“对不起”。最后，他诚恳地说，“希望你们下次再等着我。”
　　但遗憾的是，小泽征尔后来因为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一次次取消了在中国的演出。这些年，他一直在与病痛作斗争，患过肺炎、食道癌和背部疾病，动过数次手术，甚至在鬼门关前走了几遭。如今年过八旬的他，“肚子里装满了药，身体里都是抗生素”，但依旧坚定地活在自己热爱的音乐世界里。
　　小泽征尔可能是来中国次数最多的国际指挥大师，三十多年来了不下十次。
　　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泽征尔来国家大剧院演出，几次都“迷路”了。他曾感慨，“国家大剧院太大了，首都机场也变大了。北京的胡同，越来越干净了。中国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处处让我感到吃惊！”
　　大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2004年，小泽征尔与“饺子会”老友，在韩中杰家重聚时，韩老已经乔迁北影小区的新居。两套三居室的房屋打通，有200多平方米。书房里，韩老自己设计的柜子里，放满了各种影音资料，屋里还有落地音响、功放、黑胶唱片机，与1978年今非昔比。
　　如今，人们听不到西方经典歌剧、交响乐，看不到顶尖芭蕾舞的“文化荒原”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来中国演出的国际音乐大师和著名交响乐团如过江之鲫，一流的音乐盛宴比比皆是。但我们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小泽征尔为中国送来的那缕春风，不会忘记他的友好和热情。
　　作家木心说过：“与战争相反的是音乐，到任何一个偏僻的国族，每闻音乐，尤其是童年时代就谙熟的音乐，便似迷航的风雨之夜，蓦然靠着了故乡的埠岸，有人在雨丝风片中等着我回家。”是的，我们在等小泽征尔再回北京，再回中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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