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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硝烟中走出的人民作曲家

2021-02-22
  1952年,罗马尼亚底米索拉国家歌剧院上演了一部来自东方的歌剧作品——以中国陕北民歌内容为题材、用经典歌剧方法写成的《王贵与李香香》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并由当地演员演出,这也是中国首部被欧洲人认可并翻译演出的歌剧,在罗马尼亚观众的心里引起了共鸣。

  1979年,谢晋执导的讲述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保育院里感人故事的电影《啊!摇篮》上映,与电影一同红遍全国大地的还有片中的插曲《爷爷为我打月饼》,熟悉的歌词“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陪伴了好几代中国儿童的成长。
  这些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作品,均出自广东籍音乐家梁寒光(1917—1989)之手。梁寒光的女婿张建刚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展示梁寒光在延安时的照片、《王贵与李香香》在罗马尼亚演出时的场刊、亲手写的小传诗……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展现了他从出生于开平农村、自学成才的音乐神童,到远赴延安陕北公学接受革命理念系统教育的进步青年,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深造的才子,到在冼星海的教导下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曲家……冼星海临别赠笔名“寒光”

  梁寒光,原名梁荣林,曾用名梁玉衡。1917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出生时家境赤贫,生活艰难。这样家庭的孩子本来和音乐无缘,但由于他的父亲是村中“八音锣鼓柜”(当地民间小乐队)乐手,村中有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都会请“八音锣鼓柜”去吹打演奏一番。梁寒光在年幼时便将父亲乐队中的乐器都摸过一遍,上中学后利用课余学习小提琴。他13岁时首度登台演出粤剧《买水》,这次演出让梁寒光终生铭记。

  梁寒光入读大学半年后就因为家贫而辍学。当时他哥哥梁嘉是广东某抗日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受哥哥影响,梁寒光很早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7年,梁嘉通过组织将梁寒光送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三个月。记者在翻阅梁寒光的小传诗中看到,他在估衣铺里把西服变卖换成棉衣才有冬衣启程。陪伴他赶赴陕北的,除了棉服,就只有一把小提琴。

  在陕北公学学习的课余时间,他常用小提琴演奏粤曲,其音乐才华也因此受到关注。1938年5月,梁寒光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专门学习作曲理论,从此真正走上了他钟爱的音乐道路。同年,着名音乐家冼星海来到延安,由于两人都是广东人,组织上安排梁寒光照顾冼星海的生活,他也有了更多机会向冼星海学习。张建刚告诉记者:“岳父每天都要到冼星海的窑洞里学习作曲,可以零距离接受老师的教导,看不懂的地方随时提问,冼星海都会停下手里的工作指导他。当时延安生活条件非常困难,粮食供应相当紧张,原则上不允许个人养鸡。冼星海因组织上关心,被破例允许养了几只下蛋鸡,晚上常会煮上两个鸡蛋,通常都是冼星海和梁寒光一人一个,连冼星海的夫人自己都不舍得吃。”经过两年多的相处,梁寒光和冼星海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冼星海在前往苏联前,特意选用了《木兰辞》当中“寒光照铁衣”中的“寒光”作为笔名,送给留在延安、用音乐作为宣传武器的好友。

  《王贵与李香香》中西合璧正因为其独特的艺术学习经历,梁寒光从创作初期开始,就非常注重扎根大地,从人民群众中、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中吸取养分。例如他曾采用陕北民歌编写了一些民族器乐曲,并将《昭君怨》等广东乐曲进行对位化、多声部的改编;又注重与西方音乐知识充分结合,所创作的乐曲大都能用西方乐器演奏,例如单乐章管弦乐曲《人民的西北》。

  1950年,他根据李季着名信天游风格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从陕北民歌中吸取灵感,创作出同名歌剧。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于国庆一周年时在北京成功上演,引起巨大轰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观看后,建议将该剧翻译为罗马尼亚文,并邀请了梁寒光前往罗马尼亚协助改编并观看演出。在罗马尼亚的演出结束后,当地观众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了这位从广东走出来的音乐家。这也是中国歌剧首次获得欧洲人肯定。

  梁寒光的儿子梁二黑目前定居在加拿大,在接受记者越洋电话采访时,他以儿子、指挥家的双重身份,评价了梁寒光的作品:“歌剧起源于意大利,但不是所有语种都像意大利语那样适合咏唱,如何能将中文的歌词和西方歌剧的咏叹调、宣叙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这方面,《王贵与李香香》做了很多全新和成功的尝试。所以这个歌剧对西方人来说,虽然有着强烈的中国风味,却很容易被接受。”

  梁寒光去世后,梁二黑将歌剧改编为交响乐曲,在多伦多演出并担任指挥。“在海外华人的圈子里,大家对我父亲的作品还是有很深感情的,尤其是《王贵与李香香》,以及他的一些电影插曲作品。至今我还在听我父亲的作品,能感受到他确实把中国民间音乐的元素提炼成创作中的火花。中国音乐元素在他那里,不是照搬过来、不加创作,而是体现了新的元素和特质,用中国音乐元素赋予西方音乐作品新的生命力。”梁二黑说。

  半小时为“打月饼”谱曲《王贵与李香香》在中国和罗马尼亚的演出都获得巨大成功后,梁寒光于1954应邀参与了大型歌剧《长征》的作曲工作。为了这部长篇巨作,梁寒光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曾三日三夜不能入睡,并从此离不开安眠药。

  1964年起,他先后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人,为《风浪》《啊!摇篮》《革命军中马前卒》等影片作曲。着名导演谢晋拍摄讲述延安保育院故事的《啊!摇篮》时,就点名邀请梁寒光为整部电影作曲。梁寒光通过音乐,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文情感。

  说起《爷爷为我打月饼》一曲,张建刚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爷爷为我打月饼》这歌,还是我看着岳父写的,他当时只用了半小时就写完了,还当场高兴地哼唱给我听。”这首歌后来更被纳入幼儿音乐教材,成为全国少年儿童熟悉的儿歌。

  1981年,梁寒光回到家乡广东,任广州音乐学院(现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84年夏天,任深圳市文联副主席。在深圳,他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和特区开拓者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情,谱写了《月下的思念》《吹吧!祖国的风》《特区祖国的骏马》等近三十首歌曲。

  梁寒光一生共创作了《王贵与李香香》《长征》等十几部大、中、小型歌剧,200多首歌曲,为30余部电影故事片和新闻记录片作曲。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也能品味到民族特色和西方音乐的融会贯通。他晚年写下小传诗《音乐生涯的春风秋雨》,其中有这么两句——“革命军中马前卒,创作生涯乐心中”。他的一生,始终将音乐创作与革命理想、将个人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密关联,而这首诗也为其投身革命洪流、为民族精神高歌的音乐生涯,留下了最深刻的一帧写照。

  ■专家解读他们在艰苦岁月里用音乐振奋民族信心梁寒光是南粤大地红色音乐家“群像”中的一个剪影。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广东还诞生了马思聪、冼星海等杰出的作曲家以及着名音乐教育家陈洪等,在民族存亡危难之际,他们用音乐为中华民族吹响了复兴的号角。在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祁斌斌看来,马思聪、冼星海、陈洪、梁寒光等这些名垂青史的名字,是当时广东这片文化上兼容并收、放眼世界、又闪烁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火种的独特土壤,滋养出来的时代群英谱。

  祁斌斌梳理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音乐家的发展轨迹,寻找出这批影响了一个时代民族志气的音乐家背后共同的文化和思想基因:其一,广东处于沿海地区,在接触国外先进文化和理念上占有优势,像冼星海、马思聪、陈洪都曾留学法国,而梁寒光曾赴延安学习,成为冼星海的学生;其二,广东大地上当时已经闪耀着中国共产党的星星之火,广东进步青年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的彭湃在马思聪、陈洪的老家海陆丰组织农民运动,亲自编写了《起义歌》《农会歌》等歌曲教群众歌唱,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向贫苦农民普及革命道理,而这种宣传特色也被广东这批红色音乐家所继承和发扬。这两者的结合,让广东年轻音乐人既有了接触和学习西方音乐理念和技法的渠道,也在思想上产生了救国救民的觉悟。

  这批从广东走出来的音乐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体现了深刻的同乡之谊。马思聪两度留法学习,期间和陈洪、冼星海都有往来。冼星海在法国学习期间,由马思聪引荐给两位法国音乐大师,并获得进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的机会。马思聪和陈洪更是关系密切,两人于1932年创办了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任院长,陈洪任副院长,而从此开启了陈洪作为音乐教育家的职业道路。梁寒光则是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时期的学生,得到了冼星海悉心教导。这种无私的帮助和惺惺相惜的情谊,让他们在艺术和革命道路上共同前进。

  祁斌斌还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陈洪、马思聪、冼星海陆续从法国归来,立刻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在这个时期,他们创作的音乐,并不拘泥于在留学时期接受的现代派音乐风格,更倾向于谱写振奋人心、易于在普通大众中传播的歌曲。例如除了着名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还写了很多“接地气”的抗日歌曲,如《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等,他经常一曲写成,就到当地的爱国合唱团、歌咏队中教唱、排练,奔走在抗日救亡宣传的第一线。马思聪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谱写了《自由的号声》《不是死,是永生》等众多抗日歌曲;陈洪的《冲锋号》《上前线》等,多采用进行曲的风格,鼓舞人心。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敢于担当、不辱使命的创作品质在梁寒光的代表作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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