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和快速发展的同时，必将极大推动中非文化艺术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学者的非洲音乐研究必将作出更多的原创性贡献。

　　对于非洲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进入 21 世纪，以“共同应对挑战、共同发展、扩大共识、增进了解、促进合作”为宗旨的“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并常态化举行，极大地助推了双方在政治、商贸、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谱写了中非邦交的新篇章。回望70余年新中国学者的非洲学术之旅，具体到非洲音乐艺术研究，其学术轨迹大致相谐于国家人文社科之学术大势。

　　初创期（1949—1965）

　　中国学者关于非洲音乐研究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数不多的文献往往都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与当时中国的政策是相契合的。特别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旨在促进亚非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抵御他国殖民政策的“万隆会议”之后。由于主客观原因，此时期的非洲音乐研究虽然量小力微，仅有《非洲鼓》《首都举办文艺晚会纪念非洲自由日》等5篇介绍性及与中非音乐交流活动相关的描述性文章。《非洲鼓》作者踏入非洲大地，将自己所见所闻以文字的样态展现给国内的读者，虽然没有深入窥探非洲音乐的内在艺术特征，但作者从鼓声里听到非洲人呐喊的声音，以及为自由而战的坚定与信心。

　　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非友好关系建设的需要，国内相继成立了如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1956）、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1961）、中国亚非学会（1962）、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1964）等非洲研究机构，打开了一扇通往非洲的学术之窗，为国内各人文社科学者深入了解非洲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各相关学科在其影响下逐渐将目光投向非洲，非洲音乐研究也在积蓄力量为拓展而做着积极的准备。

　　停滞期（1966—1979）

　　非洲音乐的研究在该阶段延续初创时期的特点，相关文献有《非洲的鼓》《马林巴》《几内亚的民间乐器》等5篇。《非洲的鼓》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与非洲的鼓进行解读，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非洲鼓的形制、演奏手法等。作者认为非洲鼓是表达语言的工具，丰富的鼓语是众人皆知的“击鼓字汇”。在对非援助过程中，几内亚是重点扶植对象，两国关系也较为亲密。1965年，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身）对非洲的几内亚乐器进行改良。课题组成员陈自明以“莹星”为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几内亚的民间乐器》一文对几内亚的哥拉（Cora）、哥尼（Coni）等乐器进行简要的介绍。

　　恢复期（1980—1999）

　　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得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各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也加大对非洲研究的力度，成立了许多以非洲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或社团组织。如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学会（1979）、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8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1994）、南非研究中心（1995）等，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院校也成立非洲研究机构，多方位、多视角来解析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

　　音乐界也加入到非洲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成绩，学术论文达30篇之多，并有2部重要的译着出版发行。陈自明、李昕、陈铭道等人作为主要研究者发表多篇具有学术性的论文，在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陈自明《布隆迪的民间乐器》对非洲中部国家布隆迪的特色乐器鼓、三扎、乌莫都里、伊纳加等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这对我们了解与认知非洲音乐具有重要作用。陈铭道认为，非洲音乐的音乐性音响概念涉及美学价值判断，非洲音乐的音响不仅具有功能价值，而且在音色上还具有美学价值定向上的选择性和目的性。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非洲乐器，对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非洲音乐要有一个正确的音高概念认知，用不同的美学规范来选择音响，非洲音乐最基本的内涵是节奏的高度复杂化。这些音乐特征是如何通过乐器传达给我们的，陈铭道《从民族音乐学看非洲乐器》一文已经详细叙述。姆比拉作为一种民间乐器不但受到非洲黑人的喜爱，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音乐界普遍关注。李昕在《非洲的“拇指钢琴”——姆比拉琴初探》中对“姆比拉”的类型作了深入的阐述，根据造型和结构的特征可将姆比拉分为姆比拉—佳—瓦支姆、尼阿里、姆比拉—佳—瓦恩道、卡林巴以及玛特佩五种类型，作者分别从形制、调式、演奏形式、音板和共鸣体等角度对这些类型逐一进行解读。姆比拉琴是非洲黑人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特的声音效果几乎就是非洲黑人音乐的“代言词”。另有《非洲音乐的节奏组织原则》《黑人传统音乐中的鼓文化研究》《非洲传统音乐的现状》《非洲阿特拉斯山区柏柏尔人的音乐与舞蹈》等文从多角度剖析非洲音乐的内在特质。

　　《非洲音乐》《美国黑人音乐史》两本译着一经出版就在音乐界受到重要的关注，是研究非洲音乐必读专着。另外，陈铭道《黑皮肤的感觉——美国黑人音乐文化》、王耀华《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两部世纪之交的成果，在业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发展期（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中非合作向广度与深度不断推进。以国家元首外交引领中非关系发展，在频繁的互动下，双方关系不断迎来新超越。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倡议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让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在相关政策的影响下，非洲研究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聚焦的热点。

　　顺应这股炙热的研究浪潮，非洲音乐研究成果数量激增，论文多达133篇；2007年、2010年、2012年、2013年都在10篇以上。如《鼓和鼓乐在非洲》《“非洲钢琴艺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一个侧面——阿金·尤巴的钢琴组曲〈传统生活情景〉研究》《浅析肯尼亚传统歌曲的艺术特征》等。其中，《历史检视与学术反思——1949年后中国非洲音乐研究》《新中国非洲音乐研究回溯》等文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非洲音乐学术研究的篇目从史学观照、质性检视等方面进行了客观与翔实的梳理与评判，对成绩与不足给予理性审视。同时有《从“撒哈拉”往南走：黑人音乐偶拾》等较高质量的学术专着问世。

　　非洲音乐对20世纪全球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人们需要加强对非洲音乐的了解和研究，多渠道关注非洲人民的音乐生活，让音乐成为彼此间心灵沟通的津梁，续写中非和平友好的新篇章。随着“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和快速发展的同时，必将极大推动中非文化艺术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学者的非洲音乐研究必将作出更多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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