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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家宁峰挑战“巴赫无伴奏”,演出前我们和他聊了聊

2019-10-15
  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及组曲》素有“小提琴圣经”之称,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全面考验小提琴家演奏技巧和音乐素养的“试金石”,没有十年八年的准备功夫,很难上得了台。
  10月10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小提琴家宁峰便将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挑战巴赫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现场演奏加中场休息将近三个小时,无论对宁峰还是观众来说,都是马拉松一般的挑战。
  虽然很早就在不同场合分别拉过这6首曲子,但直到前年,宁峰才开始以全套的形式挑战巴赫无伴奏,在上海集中献演更是第一次。
  作为一位复调大师,巴赫的音乐始终是在多声部中展开,也就是说这6首曲子的大多数乐章,同时有几个声部并存,需要演奏家同时清晰展现。比如《第二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完全就像两位演奏家的二重奏,实际却由一人奏出。
  “小提琴独奏作品极其少,大部分都有钢琴或其他乐器在和声上做补充,你拉巴赫无伴奏,首先要克服这一点,就像清唱一样,但你又不能从头到尾全是清唱,清蒸食物再好吃,大家吃多了也会腻。”
  宁峰说,演奏巴赫无伴奏,演奏家要在非常局限的情况下展示小提琴最擅长的旋律,同时还要把伴奏的和声做出来,这是很大的挑战。另外,巴赫的音乐里有很多宗教成分,都是写给上帝的,没什么七情六欲,演奏家在克服技术问题后,音乐上还要表达出崇高的、神圣的境界,这也是难点所在。
  对宁峰来说,演奏巴赫无伴奏,脑力上的挑战比体力上的挑战大得多,因为必须全程高度集中、高速运转,演完之后,他不会马上感觉累,反而很兴奋,往往要到第二天,才会真正有疲倦的感觉。
  一位乐迷说,这样一套曲目必须交给一位真正担当得起的演奏者,否则,还是不听这样挑战极限的全集为好,而宁峰的巴赫无伴奏,让他产生了不容错过的想法。究其原因,“无非是我感到他是当代极少数能够担当——在一个高水平上胜任——这套曲目的小提琴家。”
  宁峰
  学生要学会“举一反三”
  演奏家之外,宁峰还有一个身份是老师。2011年前后,常居德国的他开始在柏林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教学与演出两不误。
  也因此在上海演出的前一天,主办方特别安排了一堂大师课,让琴童与宁峰面对面交流。5组学生依次上台,有小提琴独奏,也有室内乐组合。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问题,宁峰深入浅出,总能给出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建议。
  现场,一位学生拉了一段维尔瓦第《四季》第三乐章“夏”,其中一些乐句让人联想到夏日里的暴风雨。宁峰问他,形容暴风雨的词汇有哪些?学生想了想,答“倾盆而下”,“暴风雨的速度又是什么样的?非常快,所以乐谱里标注了‘急板’。将来对曲子更熟悉了,你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你现在不像暴风雨,只是普通的大雨,还没有风。”
  还有三位学生分列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合奏了一曲德彪西《G大调三重奏》。宁峰先是向他们普及了德彪西不同时期的作曲风格,以及什么是法国印象派,随后话锋一转,讲到了室内乐的合作问题。
  “室内乐最主要的一点,你多数时候都是在衬托别人,不是主角,你要有自知之明。另外,你不光要搞清楚自己在演奏什么,还要搞清楚别人在演奏什么,要随时观察,随时预判合作者的变化,根据他们的变化做出调整,所谓‘一心二用’。”但是,轮到自己唱主角、自己是绝对中心的时候,“你是红花,别人是绿叶,就像‘聚光灯’打在身上,你可以有更多的表现。”
  当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本科三年级学生演奏了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后,宁峰的要求显然更高也更细了。
  “他们还在业余学习阶段,你是本科学生,要求要更高。就像切土豆丝,自己家里炒,粗一点细一点无所谓,味道差别好像也不是特别大,但在饭店里,专业厨师烧给客人吃,就要色香味俱全,每根土豆丝的粗细要有大致的规范。”
  谈到这里,宁峰又重申起小提琴里百年不变的音准问题,不管是谁拉,什么时候拉,这个问题都会相伴终身,永远没办法解决,“音准就像圆周率,大家一般都记3.14,其实还可以往下数3.1415926,无限循环,音准没办法做到100%精确,但演奏者还是要尽可能去接近。”
  另外,舞台表演一般不会借助麦克风,为了让观众清楚地感受到表演者的意图,各方面都必须更夸张,“就像主持人化妆,你会觉得粉很厚,看着像假人,但灯光打上去刚刚好,在舞台上正合适。同样,在演奏的时候,你在音乐上的强弱对比、情绪变化,也需要多好几个档次,要更明显。”
  在德国,宁峰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都是一对一上课,如今正在带的两位学生,一位来自中国台湾一位来自中国香港。
  被问及什么样的好苗子会让他眼前一亮,宁峰坦言,一个学生一开始让人眼前一亮,不见得会一直亮下去,反之亦然。
  在他看来,学音乐的才能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对音乐和乐器的敏感、直觉,那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这是天赋;一方面是后天的努力和学习,有些人可能对音乐和乐器有天生的直觉,但并不一定擅长学习。
  在国外,学小提琴的人从本科、研究生念到演奏家文凭,一共8年16个学期,要想学完所有小提琴作品是不可能的,所以宁峰始终认为,学生最重要的是学会“举一反三”,将来才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但教学这么多年他发现,有些学生虽然很有天赋,但事事需要老师提醒,不会通过老师以往的讲解,自主分析、自主解决新作品里遇到的问题,这都会制约他将来的发展。
  怎么才能当一个好老师呢?
  宁峰形容,音乐是一种“感受”的教学,哪怕是语言学家,也很难去客观地、贴切地形容这种感受,老师首先要把这种感受教给学生。
  “比如弦乐里华丽的、明亮的、温暖的音色,老师要先把这种音色拉出来,再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模仿,然后再从作曲家当时的创作环境、创作背景等开讲,告诉他们这里为什么需要华丽的、明亮的、温暖的音色,为什么需要悲伤的、歇斯底里的情绪,从理论上去支持我们的表达。”
  不鼓励为了得奖而比赛
  在成为职业演奏家之前,宁峰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建院两百年来第一位满分成绩毕业的学生(2003年),以及第51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冠军得主(2006年)。
  1999年到2006年,宁峰以每年一到两个比赛的频率,以一个小提琴学生的身份频频亮相国际赛场,帕格尼尼金奖最终为他的参赛之旅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回忆起当时频繁参赛的原因,宁峰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最实际的原因是经济问题。
  1998年,宁峰以全额奖学金的身份入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然而奖金只解决了学费,衣食住行都要靠自己解决。
  “家里为我去伦敦上学竭尽了全力,伦敦现在的物价对我们来说都很贵,二十多年前就更可怕了。我在伦敦租一个小房间,每个月至少3000块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份相当不错工作的一个月工资。比赛得了奖就有奖金,我需要靠奖金帮自己生存下来。”
  另一个原因在于,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业任务,对宁峰来说太容易了,他需要通过比赛来给自己加压,增加挑战,毕竟,比赛的曲目量比学校里的曲目量大多了。
  在他看来,学音乐的人一生会面临三个舞台:考试、比赛、音乐会。
  “音乐会相对来说最容易,观众花钱花时间来听音乐会,是来享受而不是受罪的,大家出发点是乐观的,无形中会影响舞台的气场;考试呢,下面坐的是老师,老师找你的不足,目的是为了帮助你日后进步;比赛呢,下面坐的是评委,他们的工作就是你不够好就扣分,来比赛的人都是你这个年龄段里最拔尖的,大家是竞争关系,所以压力最大,经历过那么强的压力,你将来再面对别的舞台会驾轻就熟很多。”
  2020年8月,受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邀请,宁峰也要坐镇评委席,位列13位评委之一。
  他个人非常鼓励年轻人参赛,但前提是,年轻人要想清楚,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得奖,并不提倡。
  “体育比赛有明确的输和赢,评判有明确的标准,但艺术类的比赛没有标准,一首作品我这样演奏,不代表别人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演奏。两个选手比赛,其中一个用更符合我的审美观念的方法演奏,我很自然会给他更高的分数,但并不能说明另一个选手差,只是我在评委席上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比赛如果是为了得奖,我不赞同,如果是为了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绝对支持。”
  宁峰笑说,参加过那么比赛,他的简历里写出来的,肯定是最光彩的,但一个人不可能只有光彩的经历,让他感悟更多、感触更深的,往往是那些不那么成功的经历。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成功,面对更多的是失败的经历,你怎么去面对这种挫折感,不把这种挫折感变成悲观的情绪,而是变成动力,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这种良好的心态,来自父母对他的积极影响。宁峰的学琴之路并不是他主动选择,而是父亲要求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有一个爱好,不要求学好,但至少不能学坏,也从未表露过希望他得奖的愿望,所以他从小就没有这样的压力——如果成绩不好会对不起家长、对不起老师,他后来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比赛必须得奖、考试必须第一名,只要努力过了,不管什么结果,都不会后悔。
  2006年,宁峰拿到了人生中份量最重的帕格尼尼金奖,“那时候我已经25岁了,已经算是‘高龄’了,我的同龄人十几岁就开始得奖了,含金量也很高。在我这一批中国小提琴家里,我在比赛里出成绩绝对是最晚的一个,但我知道,只要我努力做了,没有遗憾,就OK了。如果不能成功,我肯定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在德国教书的同时,宁峰如今一年演出80-90场,40%在欧洲,30%在中国,余下30%在北美、东亚等地方。
  在不少乐迷眼里,宁峰是一位当代技巧名家。翻看他的录音曲目就能知道,他对真正蕴含“超绝技巧”的小提琴音乐的热衷,当代少有人能比。而他那出众的发音与运弓技巧,最终成就了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吸引无数人为之折腰。
  宁峰对澎湃新闻记者强调,演奏家要在舞台上生存下来,技术过硬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就不要吃这碗饭,保持好技术状态,是他平时必须做的功课,“做完功课后,如何用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去把音乐表达出来,是我接下来的目标和要求,不管20岁、30岁还是40岁,都不会变。技术永远是为音乐服务的,只有在技术上做到极其的精确,才能在艺术上获得最自由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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