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西方音乐和科学
　　1864年前的清代音乐教育状况并不乐观，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状况亦是如此。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的清代雅乐，除了在一些祭祀典礼（如祭天地、祭孔、祭祖庙等）中还有所保存之外，在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和存在意义受到限制。清代中叶后，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逐步瓦解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高涨，民间音乐艺术又得到了比以往历代更为迅速的发展。从音乐教育与教育体制的关系来看，直至清末，音乐教育仍然被排除在官学教育体系之外，仅仅是一种专科技艺性质的社会性文化教育，从“娼优隶卒子孙，虽经出继，不准收考”可以明确看出，艺人伶工出身的人是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的。当时音乐教育的主要方式有戏班教习、家学教习、朋友教习、外出教习等，很多当时的音乐作品，都可看作对传统音乐口传心授传授方式的生动反映。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影响中国音乐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布教直接结合的教堂音乐，二是在其兴办的教会学校里的音乐教育，包括宗教音乐和其他西方音乐。总体而言，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社会影响较为广泛，其社会影响超过了纯宗教音乐的社会影响。
　　教会学校的建立，为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基地。越来越多的教会学校增设音乐课程，流行歌曲、美声唱法、合唱、三声部……这些最早来自西方的音乐知识，都与狄邦就烈和丈夫狄考文在登州创建的登州文会馆有着难解之缘。
　　登州文会馆是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创办的私立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是齐鲁大学的初创阶段，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型大学，传播和介绍西方近代科学，为中国早期高等学堂输送了大批师资力量。1876年改称“文会馆”，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1882年纽约长老会总部批准以tengchow College（登州学院）为学校英文名称，以“文会馆”作为中文名称。
　　1863年，25岁的狄邦就烈与丈夫狄考文乘船由纽约启程奔赴中国，1864年抵达登州（今蓬莱），在登州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除讲授国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开设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和音乐课程。文会馆的音乐课程由狄考文夫人狄邦就烈负责，其一生在登州传教、办学，将西方现代音乐理论和技法移植到中国。
　　重视音乐教育的育人功用
　　登州文会馆率先在中国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并把音乐教育提到学校教育日程上，构建现代化音乐教育体制。其将音乐课设置为每个年级必修课程，重视音乐教育的独特功用，将音乐教学作为培养和发展学生品德、智力乃至体力的有利途径。狄邦就烈在美国上学时，受到“美国音乐教育之父”洛维尔·梅森和伍德布瑞治音乐教育理论的影响，认为音乐教育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体力和道德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她鼓励自己的学生创作和演出诙谐愉快但内容健康的歌曲。
　　登州文会馆重视音乐实践活动。狄邦就烈除了将唱歌作为登州蒙养学堂（以及后来的文会馆）课程的一部分，还鼓励自己的学生在课外活动中运用音乐。她深知社团活动会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发展，会很好地锻炼学生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协调能力，因此文会馆组建多个社团，这些社团种类繁多，涉及领域广，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并且学生组织的新闻会、青年会、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戒酒会等，所有的课外组织和活动都有唱歌这个项目。中国现代音乐早期发展由此而来。
　　系统编写音乐教材
　　登州文会馆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师资力量，也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现代课程和教材范本。文会馆创立初期，其课程安排就“分门别类，崇实黜虚”，文理兼重，循序渐进，狄考文亲授“理化天算”诸科，其妻狄邦就烈在文会馆开设音乐课程，系统地讲授乐理知识、唱歌知识和填词谱曲知识。
　　除此之外，登州文会馆的音乐课本均为狄邦就烈自行编写，1872年她收集自己的讲义出版了《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教材，将乐法作为固定课程。这本书包括音阶、节奏、音程、调性、记谱法、音乐术语、演唱处理等丰富的乐理内容，并有369首圣咏歌曲、17首讽诵歌、25首小调，设18个问答式段落，每段皆用概括性标题。全书内容翔实，语言质朴，是一本适用于一般学生和教友使用的乐理教材，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乐理的教科书，这是中国的新式学堂第一本现代音乐教科书。
　　鸦片战争后，登州文会馆将西方音乐教学方法和西洋乐器传入中国，加快了西方古典音乐为基础的西洋音乐体系在中国传播，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开始受到西方音乐理论的浸润，同时其在培养中国专业音乐人才、建立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体系方面也发挥了作用。综上所述，登州文会馆的音乐教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狄邦就烈也是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本文系2019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登州文会馆音乐教育研究”（19CWYJ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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