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中西音乐交流》以丝绸之路音乐为研究对象，兼论空间关系与文化关系的复杂性。这两种关系贯穿于丝绸之路文化空间之中，缺少了任何一个，就无法理解另一个。
　　由于在古丝绸之路文化空间里牢固确立的认同、文化密码和生活方式一再 活跃，时至今日仍有人有兴趣更为深入地研究这个文化圈及其文化标志。“迁徙即是现代的”这句话是一位学者说的，时间并不长。形成于丝绸之路文化空间这一非共时、脆弱、循序渐进而又充满活力的跨国空间的音乐形式和这句话一样现代。正是由于它们，文化视域才得以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个新的且往往是不稳定的身份认同。
　　我们在音乐方面跨越了丝绸之路文化空间的界限。可以轻松跨越这一界限要归功于一个事实：音乐史上的界限并不曾僵化过，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今天这种形式上的界限。基于这种可跨越界限或不受界限阻碍的音乐交流，乐曲呈现出了绚丽而直观的多样性。在这一领域并未削弱的创作力表明，音乐形式并不是固步自封的，在和他者的相遇与对话中，往往会产生新的音乐形式。
　　与描述来自自身文化改变的革新不同，本书要探讨的是音乐文化移入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各种音乐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存在。它们相互影响、排斥，也会彼此融合。音乐文化的每一次相遇都会导致一种互动关系的产生。这种关系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不过自然也会受到诸如经济、政治、交通基础设施等音乐之外的多种因素的制约。
　　丝绸之路告诉我们，世界早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就已连接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它就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全球化”了。现当代音乐家凭借开展的各种富有生机的活动，在探寻丝绸之路音乐和另一种现代性时跨越了产生于20世纪的民族国家边界。我受到二者的启发，在写作这本书时，进入丝绸之路文化空间，想要解决如下问题：
　　在丝绸之路文化空间中，究竟有哪些传统对中国音乐继续施加影响？
　　中国或华裔音乐家再次关注丝绸之路文化空间音乐的动机何在？
　　为了能具体而有示范性地介绍在对中国音乐中继续施加影响的传统，以及中国音乐家踏上丝绸之路文化空间音乐之旅的动机，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总是以单个乐器的发展史为导向，这些乐器在汉语中被称为“胡乐器”。我将详细描述 “中国的小提琴”——二胡和“中国的鲁特琴”——琵琶。此外，我也会论及其他有“外来背景”，在丝绸之路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乐器。
　　出色（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的丝绸之路文化空间中，有很多文化碎片，我想在这本书中重新阐明我所遇到的所有文化碎片及风化现象。当然，我也充分意识到，我的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清晰”。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它的特征在个别子领域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无法完全重塑全貌。
　　影响音乐的世俗生活和社会传统受到了异常强烈的侵蚀，以致会误导人们，这不过是以碎片为出发点而已。此外，这些传统几乎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流传于世。即使有，人们也很少会采用这个区域自己的文献，而是引用古罗马、古希腊、波斯和中国人的记载，作为丝绸之路文化空间历史的佐证。
　　相关的文献记载稀缺，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却十分丰富。这表明，尽管丝绸之路文化空间的历史事件呈现碎片化特征，但其文化发展总体上是连续的。文化发展中没有出现大的断层或中断，这要归功于中亚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具有商业精神的各种区域因素的复合体的存在。几百年以来，北部的游牧民族王国和南部从伊朗到中国的农耕定居民族王国对共同区域屡有争议，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即为了获得对贸易的控制权。这期间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受到破坏，所以那些在沙漠绿洲的荫庇下兴起的分散城邦往往能够存在，并最终发展为小型的中亚王国。不过大国间的长期冲突导致印度雅利安移民在几百年间都受到排挤，并被接管他们文化的土耳其文化同化。
　　在音乐方面，丝绸之路文化空间呈现出一幅既相对统一，又异常多元化的图景。它的多样性得益于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国际的有机结合，人们基本上都想提及一个不受时代影响的例子，来说明不同民族和文化交融的有效策略。
　　相较于连年的军事冲突和传统结盟，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对这个通过各种同盟连接起来的多元化世界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统治着欧亚大陆其他区域的历任希腊继任者在这里进行了有限的统治，之后很久，这个“古希腊的远东”仍是各民族融合的地区，不同文化在这里维系着持续几百年之久的关系，并进行交流。它们交流的共同基础是一种深受古希腊风格影响的国际性，或曰跨国性的表达方式。
　　在丝绸之路文化空间的艺术和音乐的各个发展阶段，外来元素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就像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一样，各种元素以未融合的混合物的形式体现在各自的语言形式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不同风格的音乐上。
　　长期以来，西方的音乐民族学家、作曲家一直都漫步于丝绸之路文化空间，以探访其伟大的音乐遗产。秉承世界音乐的精神，他们不仅要搜集文献，还要在现代化社会背景下，传统与叙事文化彻底消亡之前，在实践中将传统音乐应用于现代音乐。
　　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南德意志报》于2014 年1月3日刊发了一篇描写一位亚美尼亚、土耳其和德国混血作曲家的哈萨克斯坦之旅的文章，作者赫尔穆特·毛罗（Ｈｅｌｍｕｔ Ｍａｕｒó）言简意赅地指出：当收音机响起，电视屏幕闪烁时，歌唱的牧羊人沉默了。令人担心的是，在广播电视机构的强制力下，那些在外国人听起来很陌生的音体系、标度和定音被同化为西方的和声体系，并在日渐趋同的电视节目中消亡。
　　丝绸之路文化空间的音乐不仅仅是各种元素的混合物，它还是具有多样化特征的音乐。在这本书里，我将以一种最大程度地满足世界音乐爱好者及文化 史爱好者阅读喜好的方式，来表述这种多样化。本书涉及在音乐史上迄今尚未开发的地区探寻另一种现代性这一主题，它在中亚和中国日渐需要文化认同的一段时期内备受关注。正如本书第四章第六节“‘光晕’与二胡的吟唱”所言，人们在追寻的才是真实的。
　　在这本书里，丝绸之路文化空间的音乐呈现出多样化和“多感官”的特点， 并在其他艺术媒介中产生影响。因为在中国，不仅有音乐家，还有造型艺术家也 参与到丝绸之路文化空间的创作中来。我在书中也选用了一批于此期间产生的雕塑、绘画、铜版画和木刻作品的图片。这些作品为自己代言，也以这种方式与我的文字建立起多样化和“多感官”的关系。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张德峰教授曾协助我寻找合适的造型艺术作品，在此深表感谢！同时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周修纬。身为小提琴制造师和音乐家的她为我解答了许多音乐方面的问题。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造诣帮助我确定了写此书的基本思路。 　　《丝绸之路上的中西音乐交流》
　　为了了解本民族的音乐遗产，中国音乐界把目光转向了丝绸之路。由此，中国现当音乐的最新音乐来源逐渐浮出了水面一它恰好 出现在游牧“小”文化和中国、伊朗及印度的“大”文化的结合处上。
　　本书有关音乐史和文化史的主题内容不仅使得中国的音乐史再度焕发光彩，而且还让人们深入了解了中亚那些因苏联解体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国家的音乐。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这些国家所在的区域是中国、伊朗和印度等“大”文化的中转站，甚至某些区域，如河中地区还影响了音乐史的发展。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文化空间展现出一个既相对统一又异常多元的形象。它的复杂性得益于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国际的高度融合。此外，人们总是喜欢谈论不同族群和文化间有效沟通的策略，本书将会用人们喜爱的历史细节对此加以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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