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数字音乐平台与“三大”正在进行艰苦的价格谈判。据笔者了解，上一轮价格谈判是在2017年，那一年仅“三大”之一的环球就拿走了3.5亿美金和价值1亿美金的股权。而在此之前，环球的版权价码只有三四千万美金。版权费用飞涨，已经威胁到中国数字音乐平台的发展，更威胁到中国音乐原创力量的成长基础。
　　纵观我国数字音乐发展轨迹，从十年前的盗版横行，到2015年“最严版权令”后快速实现的整体正版化，再到后来大范围转授权以保证音乐作品更广泛传播，直至今日各平台之间有了充足的空间进行差异化发展，行业已进入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和优化的全新阶段。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不同阶段，我国数字音乐参与主体都有不同的困难与问题。在全面提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音乐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挤掉行业发展中的“泡沫”与“水分”，实现真正的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就是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而无论何种商业模式，成本始终是基础的、不可忽视的问题。
　　虽然我国数字音乐的快速发展已带动整体录制音乐市场规模达到全球第七的位置，但版权成本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各平台无法解决和绕开的。
　　就国内数字音乐领域而言，在用户付费率持续处于低位且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国内各数字音乐平台已感受到版权成本的巨大压力。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幸存下来的音乐平台的版权成本，自2013年以来飙升了50多倍。据笔者了解，2017年腾讯音乐（TME）与环球音乐集团签约时，版权费已经从最初的三四千万美元涨到3.5亿美元现金加1亿美元股权，短期内飙涨10余倍。
　　近日，在一次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陶曾表示，“在网络音乐服务平台，比如说腾讯音乐，如果想要播放曲库里的歌曲或者向消费者提供音乐，必须首先取得词曲著作权，还要取得唱片录音制品的邻接权还有表演者的邻接权，要找音著协拿词曲，到各大唱片公司拿录音制作者和表演者的邻接权，整个过程耗时非常长。这两年版权费率越来越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海外唱片公司的版权费更高，海外唱片公司从音乐服务平台拿了大量钱之后，导致网络音乐服务平台没有钱给词曲作者、给国内的唱片公司以更高的版权费率，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非常缺乏费率的控制机制。”
　　另据公开报道，网易CEO丁磊在最近几个季度的业绩说明会上，连续炮轰有唱片厂商垄断音乐版权、抬高价格。他明确表示，希望音乐版权费用回归理性， “三大”在中国的独家销售模式，使得包括网易云音乐在内的需要购买版权的公司付出了超过合理价格两到三倍的成本。丁磊同时呼吁，让版权续约回归合理，让我们有更多资源去扶持和发展中国原创音乐。
　　尽管国内数字音乐产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果，但仍存在“核心音乐版权掌握在以‘三大’为首的外国唱片公司手中”这一发展瓶颈。这是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华语乐坛经过最辉煌的二十年后，音乐版权悉数被“三大”布局收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环球1912年成立，华纳1930年成立，索尼1968年成立），“三大”深谙游戏规则，不仅是中国音乐市场核心版权的所有者，更是版权授权规则的决定者。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三大”的优质内容对于国内各数字音乐平台往往是不可或缺、不可绕过、不可替代的，具有“三大”授权内容是这些平台公司良好经营的基本前提。
　　数据分析平台Midia Research称，在2019年整个录制音乐市场中，三大唱片公司收入占67.5％的份额，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其中，流媒体收入份额（主要通过数字音乐平台获得）均超过“三大”的整体营收的50%。反观国内数字音乐市场，据业内统计，截至2018年11月，“三大”歌曲总数仅占中国总曲库数量的10%左右。但是从营收方面来看，中国音乐版权市场近60%的营收仍掌握在三大唱片公司手中。
　　据了解，2017年“三大”与腾讯音乐签订的独家版权将于今年陆续到期。已经支付给“三大”巨额版权使用费的国内数字音乐平台，将选择何种模式与“三大”继续合作呢？
　　如果是非独家授权，平台将缺乏维权动力，国内数字音乐正版化工作或将受到巨大冲击。
　　音乐版权费率能否回归理性轨道？
　　如果版权授权费用持续高企，国家行业主管机构是否会像出台“最严版权令”、协调各平台大范围转授权一样，推动数字音乐领域建立科学的版权定价机制？这些问题都值得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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