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丹红教授主编高中《音乐》|“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关注,是上音的历史传统”

2022-08-12  来源:上音图书馆

  八月初,青海省教育厅举办了全省高中音乐教师培训项目。从今年九月开始,青海省将使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高中《音乐》教材。
  这套上海版高中《音乐》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首套全国发行的高中音乐教材,也体现了我国“一纲多本”教材编写的丰富性。就高中《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小音近期采访了上海版高中《音乐》教材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余丹红教授。
  Q:
  余教授您好,请您介绍一下上海版《高中》教材编写的背景情况?
  A:高中《音乐》教材的编写是上海市教委于2018年6月正式启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上海市高校“立德树人”重点人文学科基地——音乐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的主任,我有责任与义务承担教材编写的工作。
  根据2017版国家高中课程标准,《音乐》教材包括十二本,分别是必修(选学)课程六册:《音乐鉴赏》《歌唱》《演奏》《音乐编创》《音乐与舞蹈》《音乐与戏剧》,以及选择性必修课程《合唱》《合奏》《舞蹈表演》《戏剧表演》《音乐基础理论》《视唱练耳》。这十二本教材涵盖音乐领域从理论到实践的诸多方面,还体现了一定的跨学科思维。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也激发了强烈的工作热情。
  余丹红教授为青海省高中音乐教师进行培训
  Q:
  中国长期以来奉行“一纲多本”的教材编写原则,上海版教材的特色是什么?
  A:目前我国通过国家审查的高中《音乐》教材有四套,其中三套是过去长期使用的,分别是人民音乐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广东的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上海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使用的是高中《艺术》教材,因此高中《音乐》属于新编教材。从头开始的编写工作,虽无现成的文本基础可依,但也蕴含着新的可能性。
  音乐教育从宏观而言,其终极教育目标指向对人的教育;在落实人的教育的过程中,其目标抓手是学科学习的有效性。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上海版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这两点目标始终不偏移。同时,在形式呈现和内容选择上,上海版教材强调了“中国式音乐教材”的概念,从选材到呈现形式、装帧等,都强化了传统文化概念,使之具备浓郁的中国风格。
  Q:
  我们看到,2020年6月教材已通过了终审,之后教育部网站将其列入教材采购目录。您愿意分享一些编写过程中发生的有趣故事吗?
  A:的确,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我很珍视这段充满创作热情的日子。从2018年6月开始,我们正式组织编写团队,撰写编制方案,搭设编写框架。
  我们的编写组成员包括高校教师、高中一线教师、教研员和其他从业人员等二十三人。在历时一年多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这个团队精诚合作,与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一起,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时刻,最终迎来了曙光。
  2018年6月,在递交了四万多字的编写方案并获通过之后,正式进入各册教材的编写。作为主编,我责无旁贷地进行了框架设计工作、选材和文字编写等工作。出于自身的专业特点和爱好,每日磨稿到深夜一两点,乐此不疲地持续了一年半之久。这个过程,感受到的不是辛苦劳作,而是一种由衷的喜欢之情。编写工作但凡取得一些进展,内心便觉欣欣然。
  当然,基础教育国家教材编写工作,的确是我经历过的所有写作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它需要面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各项规定与各种必要的限定,绝对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我们的初稿呈现是在一年之后,立刻面对的是高强度的一次次审查,每次都有几百条意见反馈。面对这些反馈意见,重新思考与修整是工作常态,甚至会做一些结构性的大改变,包括铲掉整个单元,重新选题编写。
  根据上海市教委初审、复审、国家教材初审、复审、试教试用反馈等各阶段评审与评价意见,不断展开修改工作,最终国家教材局审查后获通过。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市教委给各学科编写团队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有一系列举措来提升我们的编写品质,并很好地把控了编写工作的时间节奏。
  Q:
  作为教材主编,您觉得编写国家教材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A:坦率地说,编写教材的每个环节都充满挑战。首先,我们编写者的业务能力需经受严格考验,我们要对音乐学科教学有整体认识,并需要大容量的作品素材与知识储备;其次,这还是一个立体化的集专业能力与社会化能力的综合考验——从教材本身而言,十二册编写的框架、内容、呈现方式等都要合情合理,既符合学科特征,还要富有创意与趣味;需同步考虑教学参考用书的编写与教学用配套音像素材的采集等。与之并行还包括与一线试教试用结合,与全国同业者沟通、请教,从一次次交流与碰撞中获得更多的信息,提升教材的品质与可操作性。
  Q: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您深度参与基础音乐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除了教材编写,还有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基础教育音乐学科学业监测工具制作等。您觉得这些工作与您在高校的教学工作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
  A:音乐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同时也拥有庞大而深邃的理论体系。显然,大学教授不能做空头理论家,音乐教育专业的学者,如果没有对基础教育的深度了解与理解,很难将学问做到实处,更莫谈“学以致用”。
  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关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史传统。从黄自先生,到贺绿汀院长、江明惇院长,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关于国民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线索。前辈们的工作成果和教育思想,均体现了专业音乐学院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我们不仅是培养职业音乐表演人才、创作与理论人才,还包括面对大多数人的基础音乐教育工作,这份工作其本质是润物细无声,但意义深远,它为全社会带去艺术的普及教育——通过音乐学习能获得艺术审美、培养更完善人格,以及能带给他们更多的人生幸福感……
  作为高校教师,能有机会深度参与基础音乐教育的各项工作,感到莫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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