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化，是把民族音乐文化转化为课程，赋予其课程的全面活性，按照课程方式发挥育人效能，同时在育人过程中传承与发展音乐文化。在本研究中，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化的前提是民族音乐文化的教材化，通过教材构建起并实现音乐文化与教师、学生的教学关系，教材方具有课程的意义，即民族音乐文化—教材—人。
首先，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化的演变过程，从文化的历史角度来说，是自在音乐文化到自觉音乐文化的蜕变过程，自在的音乐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原生音乐文化，是音乐文化发生与生存的自然土壤，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自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音乐存在方式与文化活动图式。在民族音乐学家那里，自在的音乐文化与文化原生态和文化活态传承一脉相连。
而自觉的音乐文化，在文化意识和传承观念中表现为理性和规律，本研究以为，自觉的音乐文化不是对文化发生的探讨，旨在探索文化的生存空间、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在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中，自觉的音乐文化不是自在、自发、漫无目的地，而是通过教育、理论、系统化的方式和内容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有组织的引导人们对音乐文化的认识和行为。
因此，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校本教材开发是基于自在音乐文化基础上的自觉音乐文化的课程化体现。当然，理性自觉的校本教材开发，正是源于自在音乐文化的生存空间已经难以维系其自然传承与发展的可能性，促使人们对文化传承困境的清醒认识而形成的自觉意识。从共时性的角度，自在的音乐文化与自觉的音乐文化的相互关系和张力，构成两者之间的内在动力，是民族音乐文化作为自在课程资源与校本教材开发的自觉行为互动。
再次，民族音乐文化的课程化是民族音乐的文化属性转化为课程或教学属性的过程，教学性是教材的本质属性，它是教材开发的核心灵魂，并规范和制约教材的思想性、知识性、使用性、地方性、艺术性等。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教材开发的内容，在从文化属性到课程属性的转变中，是将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文化整体及方方面面规范的融入到课程的各要素，表现为明确的课程目标、体系化的课程内容、计划性的课程组织和科学的课程评价。在这里不能排除课程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约束和茧式化发展，本研究以为，相比自然地逐渐消失，积极的但却有所限制的选择，是当代文化传承的理性自觉。
音乐文化—教材—人的关系建构是在课程的纵向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当代美国知名教育家古德拉德（John I.Goodlad）提出的课程层次概念中，认为教科书、练习薄和教师指南之类的审核决定着理想的课程内容（ideal curriculum），但是理想的课程必须在政策的制订和指示的过程中成功找到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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