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面临着多重的强大压力，比如对完美的痴迷，超越身体极限，情绪管理不善，人格冲突等等，如果压力持续存在，皮质醇就会代替肾上腺素，并长期“战斗”下去。皮质醇会降低免疫力，肌肉收缩妨碍正常的血管分布，相关肌腱会疼痛、发炎。功能性肌张力障碍，也称局灶性肌张力障碍或“音乐家痉挛”，是音乐家可能遭受的最有害的疾病。音乐家由于不知道疾病的根源，误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所以他们试图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解决，固执地对遇到困难的片段加以练习。他们无法找到原因，内心的混乱状态会进一步加剧肌张力障碍。紧张感和肌肉不平衡感的增加，会带来难以忍受的焦虑与压力。有时候，音乐家会使用隐蔽手段掩盖其“技术问题”：努力适应手指、演奏保留曲目或选择性地使用健康的手。
　　作为理疗师兼音乐家，来自瑞典的奥德·霍瑟-莫蒂尔努力帮助音乐家恢复行动力，治愈物理上的伤痛，同时解除他们在心理层面的障碍，帮助患者重拾信心。
　　奥德·霍瑟-莫蒂尔在《音乐的伤痛》一书的后记中，奥德向我们介绍了自己对音乐家内心世界的认识、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在当下持续走高的社会原因，以及荣格对于她的治疗工作的巨大帮助。
　　《对于音乐家而言，比死亡更可怕的是什么？》
　　撰文 | [瑞] 奥德·霍瑟-莫蒂尔
　　翻译 | 高朋
　　美学态度是无私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对于现代人类，没有什么比手和大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智力的发展来自智人对手指越来越全面和精细的使用。到了今天，手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愈发频繁。对于音乐家，手的主导作用甚至更为明显（当然，吹奏乐器主要靠呼吸和口腔）。钢琴家、小提琴家、竖琴家、吉他演奏家、大提琴家都非常依赖他们的手指。但是，为了治疗这些艺术家可能遭受的肌张力障碍和功能障碍，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精神、情感的因素吗?
　　读者可能不知道，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百分之六十五的演奏家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一时刻都会遭遇肌肉骨骼方面的疾病，如肌腱炎、疲劳综合征、压迫性神经疾病和其他功能性障碍，这些疾病对演奏都非常不利。我们可能不敢相信，一位钢琴家每秒钟能弹出二十到三十个音，这意味着四百到六百个不同的肌肉动作。他们的双手和身体就是最精妙的工具，当然工具就需要极其精细的“校准”。早在1852年，威廉·冯·伦茨（Wilhelm von Lenz）在其关于贝多芬的著作中写道：“今天，我们不弹钢琴，我们站到钢琴上来。我们现在不是艺术家，而是杂技演员……”（威廉·冯·伦茨,《贝多芬和他的三种风格》，圣彼得堡：贝尔纳出版社，1852年）
　　演奏家们越来越重视由于极度紧张、刻苦练习产生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发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他们可能因此改变人生的方向。
　　《音乐的伤痛》[瑞]奥德·霍瑟-莫蒂尔 著 高朋 译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9-7 音乐家们遭受的严重功能障碍，我们称之为“功能性肌张力障碍”。无论他们从事哪种乐器的演奏，都有可能成为此类疾病的患者。只是疾病早期可能并不引起痛感，所以不易被察觉。钢琴家和吉他演奏家的问题容易出现在右手，小提琴家是左手。对于吹奏乐器演奏家，比如单簧管演奏家、长笛演奏家或是长号演奏家，主要是口腔周围的肌肉。而对于从事打击乐器的演奏家，脚踝就是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读者们也许认为这不算严重，但事实并非如此。功能性肌张力障碍完全可能终止一位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还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音乐家们将无法企及他们的理想目标，疾病会使他们无法在热爱的艺术领域实现自我的价值。因此带来的精神创伤，对于一些人而言，比死亡更可怕。
　　现在，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就意味着要面对各种竞争并取得优异成绩。行业的特点、社会的现实带来了外部压力。从音乐学院开始，就必须努力成为佼佼者，得到老师和公众的认可。因此，任何从事艺术职业的人注定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必须学会应对。另一方面，应该说有些人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的过去或现在，他们的原生家庭以及其他许多因素都存在问题，这些往往会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艺术。音乐家的工作，付出的比任何人都要多，而且很容易出现缺憾，所以必须经受住考验。其实，这也是今天社会种种弊端的一个缩影：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取得成绩的想法，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不都存在吗？
　　音乐人内心的压力是巨大的：热爱音乐的人寻求完美，在某种程度甚至会有些绝对化。音乐这门学科，在所有的艺术中通常被看作最为纯粹的，是艺术表达的最高形式。音乐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这是一个很少被用来描述文学、绘画或造型艺术的词汇，对于这些艺术门类，我们更愿意使用“杰作”这个词语）。但人类的能力毕竟有限，人只是人，如果无限地追求完美，其实很难真正实现并且坚持，音乐家的内心常常会因此陷入矛盾之中。他们需要在演奏中达到完美，尽管这个目标从理论上讲是遥不可及的。即使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也一直未曾满足，因为满足就会失去斗志，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但这样的动力确实十分可怕。
　　无论压力来自内部还是外部，身体最终成为所有压力的交汇点。如果音乐家遭遇病痛，首先关注的就是身体上的问题。他们会说：我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接受控制，这是我必须纠正的，必须治愈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疾病的根源，实际上来自他们的心理。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如何？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功能性肌张力障碍，今天的医学研究完全比不上十九世纪人们对于歇斯底里症的探索，尤其是当时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做出了杰出贡献，弗洛伊德甚至由此开创并发展了精神分析学。
　　因此，当病人推开我诊所的大门时，通常期望着生理性的治疗。他们相信，理疗足以让他们康复，让他们恢复正常工作。我非常愿意满足他们的期待，但多年来，考虑到此类疾病的心理根源，我采用的多维、整体治疗方案可以说有着宝贵的价值。我和我的病人会基于梦的解析进行心理治疗。
　　从这个角度，不得不说，荣格（Car Gustav Jung）的理论对于我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的著作中，非常准确地论述了各种艺术实践所涉及的心理活动，尤其是音乐领域。我觉得，他建立和发展的思想体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论框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家灵魂中的奥秘，从而让音乐家重新连接真实人格与艺术人格（人格的社会维度），这成为解决痛苦的有效方法。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音乐家羁绊于演奏的乐器，与荣格所说的“阴影”进行着斗争。“阴影”是一个整体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我们忽视或压抑的潜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有时造成最坏的结果。这种“阴影”，如果你不把它带回精神层面，不尽可能有意识地整合它，它就会以一种有害的方式进入内心。在这里，我不详细地探讨荣格的作品，而是带读者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身患功能性肌张力障碍的音乐家们，他们要实现内心各种矛盾的融合，才能在真正个性化的道路上前行，才能摒弃功利之心，追求纯粹的、有生命力的艺术。
　　如我之前所说，这一切是通过梦的解析而实现。对于荣格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梦是进入潜意识的王牌通道。也就是说，若要追溯问题的根源，梦给我们留下有象征意义的痕迹，可以用来解读。有一点值得一提：病人需要的康复不只是智力上的理解，还有情感上的领悟和感受（或恢复）。
　　病人的哭泣、宗教的视角和对意义的探索往往比过于理智和理论的思考更能使他们进步。
　　奥德·霍瑟-莫蒂尔的治疗现场人类是身体和精神融合的统一体，并不一定能深刻感受或体验到理性的存在。所以，治疗通常是基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思考。
　　除了艺术哲学的阐释，荣格的两个观念也很好地反映了音乐家的精神世界，我认为这些观念适用于所有的音乐实践。首先是对美的纯粹情感(如康德所说，美学态度是无私的)。其次是崇高感和自我超越。在我看来，这些都至关重要。如果想要帮助音乐家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并尽可能地克服阻碍和束缚，那没有比美学和崇高感更为强大的力量了。
　　谈到美学，可以简要回顾历史。“美学”这个词汇表达的是主观认识的能力，由哲学家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llieb Baumgarten）在十八世纪提出。他从这个概念发展出的新学科——主观美学，便是基于感官的感知，而不是理性的思考。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公元前四世纪已经提出了感知美的假设。但对于古人来说，美存在于客体当中，主体不能或几乎不能通过感知介入。美隶属于特定、不变的类别，它激发了艺术家“沉思者”的精神。艺术家获得灵感，努力将其诠释得尽可能完美。在这种观念下，艺术家的角色不值一提：他们仅仅是工匠，遵循着界定物体美丽的普遍标准，完成各种作品。
　　这种美学观念被鲍姆加登和康德（Immanuel Kant）推翻。康德认为：美不是美丽的事物，而是事物美的表现。美产生于艺术家创作时的内心设计，产生于他的个人能力，艺术家将其加工提升为艺术作品。
　　可以看到，从心理角度，身为作品源头的艺术家，责任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肩膀承担起一切重量。所以，在对音乐家的治疗中，借助于荣格的思想体系会有很大帮助。
　　为什么是荣格而不是弗洛伊德？也许有人会反对我，答案很简单：我觉得，音乐来自生命的灵性，它是对人的神性的召唤，是我们心灵和情感的组成部分。音乐激发了我们精神中的伟大力量，荣格将这种力量称之为“原始意象”。所以说，音乐在本质上是一种升华。音乐家和听众在这种升华中汲取快乐。但音乐家追求音乐的道路也是努力付出的过程，所以他们有时可能忽略、忘记了这种快乐。总而言之，弗洛伊德以性欲为核心的体系似乎较少关注通过音乐获得的提升。弗洛伊德侧重欲望，荣格偏向感觉。
　　荣格还有一点，尽管我支持让进行治疗的音乐家躺到长沙发上，但实践中，我不知道如何让这个著名的硬件设备满足我的工作需要（长沙发在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必不可少）。功能性肌张力障碍源自感觉器官的感知问题，因此，我觉得要在感觉层面上进行干预。通常，我要求病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诊所的镜子前，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姿势。然后，如果是钢琴家，我会请他来弹琴；如果是小提琴家，我会观察他持乐器的方式。总之，我的实践和经验表明，在治疗中，不能忽视身体。
　　众所周知，荣格和弗洛伊德在提出各自的理论时，很快就制定了禁令：医患之间，精神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不得有身体接触。这种偏见有时会被质疑，特别是近三十年中，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精神分析学家呼吁：“不要仅仅靠语言（这曾是一位美国精神分析学家为自己的书拟定的标题）。”当患者是音乐家并且他们的疾病是功能性肌张力障碍时，这一呼吁在我看来更有意义。我不觉得理论假设一定不可信，但当实际操作变成禁忌，似乎就有所妨碍了。如果治疗效果得以验证，那我更愿相信效果。
　　如今，神经科学飞速发展。它也表明，不能随意将身体和精神分开。我完全赞同“言语治愈”，但仅仅依靠言语，就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而言，难道不是非常有历史局限性的吗？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从医学角度，身体和灵魂密不可分，我完全同意。
　　书摘部分节选自《音乐的伤痛》一书后记部分，较原文有删节，经上海贝贝特授权发布，按语：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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